
不管泰国政治骚动的影响为何,都将不利于中国的民主事业。中国媒体坦率公正地报道了泰国的骚乱:支持民主的示威者在曼谷市中心的抗议画面以及随后的军事镇压情景。的确,媒体没必要美化泰国事件所释放的讯息。
如果一个被称为“微笑国度”且相对富裕的宗教国家,可以如此迅速地陷入血腥的阶级冲突,那么如果中国共产党如果失去对权力的独控权,中国将会发生什么呢?不难想象,中国将有中国版的红衫军叛乱,平民主义领导人会利用社会仇恨以及冲动的年轻人,焚烧象征北京权力和特权的标志物。如果多党民主会出现互不妥协的暴力选举集团,那么大多有思想的人会选择能维护社会稳定的一党专政。
然而,如果中国政府把泰国的骚乱当做拖延政治改革的借口,那么这将是个错误。中泰两国有着相似的贫富鸿沟,而且中国每年都会发生数万起由阶级引发的“非法骚乱”。
中国政府除了在农村推行社会福利外,还要在制度上为社会苦衷提供诉说途径。这就要求工农阶层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地方立法机构中有更多的代表权;给予有公德心的记者们更多调查社会不公案的自由;给予民间组织更多的自由去保护环境以及那些没有受益于经济改革的人群。
中国能绕开多党统治建立开放型社会吗?事实上,19世纪伟大的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倡导建立不存在多党统治的政府。在他的经典著作《代议制政府》中,他批斥“政党的陈词滥调”。在一个民主国家,代表最广大群众的党派很可能是由那些“对专有阶级利益抓的最紧的人”。
跟多党政治相比,密尔更喜欢那些有限制条件的民主选举,比如,让受过良好教育的选民拥有更多的选票;通过法规和制度保护少数人群的权利。在密尔看来,一个主要由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统治的开放型社会是最佳的政府形式。
无独有偶,儒家传统自古以来一直强调政治上的精英统治。孔子自己也强调,人人都应有同等受教育机会。但是不是每个人有同等的能力作出正确的道德和政治上的判断。因此,政治进程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选出那些有着不同寻常能力的有德之士。在孔子以后的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通过科举考试体系把这种精英统治思想制度化。
儒家人士并不反对通过选举而产生的民主,但是他们认为,这种民主必须要由通过精英考试选拔的政治领导人加以约束,由这些领导人代表非选民利益。民主社会可以很好地代表选民的利益,但是却没人代表那些非选民利益,包括未来出生的人以及外国人(想想全球变暖吧)。这些非选民会受政府政策的影响。选举上台的精英领导人应该解决这一问题。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正逐步朝精英统治的方向发展。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拥有大学学位的新干部比例逐年增多,考试也成了干部晋升的一项标准。但是仅仅选择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是不够的。
这些精英同样应该要代表所有利益群体进行执政,充分聆听这些群体的心声。实际上,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更开放,代表更广泛群体的政治体系,但是不一定要实行多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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