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八八七年，莎拉·艾默里出版了《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在十九世纪美国女性世界，倘若艾米莉·狄金森是最深邃的心灵，那么艾默里则代表着亢奋与愤怒。一直到一八九五年去世前，她是个不停息的讲演者、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和宣传册作家。狄金森对着自己的内心喃喃自语，艾默里则在中西部的农民中找到了广泛的共鸣。
《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把艾默里推到了影响力的巅峰。它在五年里印刷了三十六万册。倘若考虑到美国只有七千万人，他们分散在如此广阔的疆域，全国性的阅读群体尚未形成，无法计算的盗印，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这本书的特性确保了这种成功——它毋需阅读，标题说明了一切。
艾默里把这本书献给了“一个即将死亡的共和国的受奴役的人民”。很多美国人相信自己正是其中之一。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迎来了一个镀金年代。开采石油、架设铁轨、钢铁厂的烟囱高高矗立、工业资本主义开始了；纵贯大陆的铁路网，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海底电缆连接了大西洋两岸，从澳大利亚到阿根廷，再到古老的中国、印度、欧洲，它们都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都与一个美国农民的生活牵连到了一起。
一些人在其中发现了无限的机会，他们创造了从未预料的财富，成为了钢铁大王、铁路大王、石油大王、棉花大王；更多的人则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正被扯进了无法理解的动荡中。他们发现自己的收成卖不了原来的好价格，觉得自己辛苦的劳动带不来生活的改善。日后的历史学家会说，那是一八七三年的经济危机的结果，是一场全球性的价格下跌。 日常生活的困顿，因为贫富差距的加大和生活景观的骤然改变，变得更加不适。似乎两个截然不同的美国正在兴起。一个美国是不断的兴起、膨胀的城市，是新的财富与权力的傲慢与炫耀，是传统道德的消蚀，是工业家、金融家、城市人的美国；而另一个美国则是乡村的，是勤勉、节俭、纯真的象征。后一个美国，似乎正残酷的被前者盘剥——南北战争是它的前兆，工业的北方战胜了庄园的南方。 到处酝酿着不满与躁动，昔日稳固的信念也动摇了。这块大陆曾经许诺给每个人以自由与富足，“新边疆”诱惑着一代代人移居此地。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机会正在减少，生活并非他们设想的那样，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头脑与双手，建设一个美好家园，他们被一种无形却强大的力量操纵着。 所有的情绪，因为“绿背纸币运动”而汇集到一切。而艾默里为这些所有的不安、焦虑、愤怒、困惑，找到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是华尔街的金钱之王们，操纵了这一切。他们可以通过操纵货币，随自己的意愿来让这个国家的商业升值或贬值，来创造繁荣或者带来萧条。他们拥有着这样的权力，而且总倾向于作恶。她抚慰她那些身心疲惫的读者们，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是一个伊甸园，它的堕落正是从华尔街执掌一切开始的。 一些人把莎拉·艾默里的指控，推到了更远的地方。美国陷入了一个欧洲强加的金融系统，另一位小册子作家威廉·哈维在一八九四年写道。这本《硬币的金融学校》比七年前的《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更为畅销，它在十一个月里卖出了四十万册，一位国会议员发现——“报童在每个火车站叫卖它，每个雪茄店都有售……几乎每个人都在读它”。不是华尔街，伦敦的犹太金融家罗斯柴尔德家族才是一切灾难的源头，他们要摧毁整个美国。 很少有人记得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更不会去阅读他们的作品，它们是夸大其词、种种偏见的产物。但倘若你要去理解十九世纪的美国历史，它们则是无法错过的角度。它也为理解人类社会的迷狂与偏执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材料。当一个社会陷入思想上的混乱与内心的焦虑时，简单、武断的结论——不管它多么缺乏理性——往往能掘取住整个社会的想象力。它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诱惑与灾难的源泉。 在美国两百年的历史中，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的阴谋论既不新鲜、也未终结，它们以各种面貌出现。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发现，早在建国之初，美国人常常忧虑于来自欧洲的国际阴谋，它正试图摧毁这个年轻的共和国，阴谋主要来自于政治与宗教领域。到了十九世纪末，它变成了金融与经济领域的威胁。而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美国不再忧虑于欧洲，但东方共产主义则笼罩在人们心头。人们不再天真的相信威廉·哈维式的阴谋——连美国总统克利夫兰都不过是犹太银行家的代理人。但这样的谣言却在上空飘荡——约翰·肯尼迪是共产主义的代理人，他的遇刺是因为没能完成苏联共产党交给他的任务，没能在美国迅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而在世界范围内，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则从不缺乏呼应者，他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它可能是十七世纪英国的捉巫行动，是一九二零年代的德国，是犹太人让这个伟大的国家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陷入了屈辱；也可能是一九九零年代的日本，西方的金融家们强迫日本人签订广场协议，洗劫了繁荣的日本经济。最新的例证是二零零七年的中国，一位叫宋鸿兵的业余历史学家用写作了《货币战争》一书。 与《硬币的金融学校》、《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一样，《货币战争》宣称自己发现了历史的秘密。滑铁卢之战，六位美国的死亡，希特勒的崛起，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亚洲金融危机，一位旅居美国的业余历史学家言之凿凿的宣称，这些横跨两个世纪、彼此无关的事件，都缘于一小群国际银行家争夺“货币发行权”，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其中最显赫的角色。 最初，出版方勉强的接受了它，它文笔粗糙，逻辑与事实似乎都不令人信服，至多能卖出一万册。作者也毫无期待，宋鸿兵出生于六十年代末的四川，九十年代初前往美国，做过程序员、分析师种种职业，与大部分美国中产阶级唯一的不同，他还是一位历史爱好者，这本书是个人小小虚荣心的满足。 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它卖出了超过两百万册，盗版则是散落在全国街头的小摊位上，不仅是公众热情的拥抱了它，一些政商两界的重要人物也为之所动。“某些企业的高管最近来问我，这一切似乎确有其事”，一位经济学家说。而另一位经济学家在私下里说，一位副总理问他这本书能否作为决策参照。一些政府部门则批量购买，分发学习。而作者则变成了中国身价最高的演讲者，一位大众英雄。他被《商业周刊》评选为影响中国的四十位人物之一，与胡锦涛、王歧山、柳传志、章子怡并肩而立。被意外的成功震惊的业余历史学家变成了时不我待的预言家。两年前他说“我从未想过，这本书会如此畅销，就连高层领导人都会阅读”。两年后，他的名片上印上了“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出席种种论坛，为公众阐述他的最新理论，他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移。这本书为何如此成功？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会引起太多读者的兴趣，即使犹太人能激起中国人特别的感情，它也于阴谋与仇恨相差甚远。中国人赞叹犹太人的金钱控制力，中国最富经商才华的人群，温州、潮州人经常自称“东方的犹太人”。犹太人甚至增加了中国人的自傲，是中国文化将独一无二的犹太文化同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对大批欧洲犹太难民的慷慨救助。 引人入胜的是阴谋论与及这种阴谋论与中国的关系。“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将世界十八世纪以来的重大金融事件背后的黑手曝光出来，回放、观察、体会、对比、总结这些人的战略目的和惯用手法”，作者在序言中写道，“从而预测他们未来对中国打击的主攻方向，以及探讨中国的反制之道。”他相信“战争已经开始，虽然看不见硝烟！”。对手的是明确的，他们是美国的金融官员与银行家，他们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另一种形态的继承人。倘若罗斯柴尔德要为十九世纪的历史负责，那么这群美国的金融家们则是瓦解苏联、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幕后人物，而中国则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二 与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一样，一九七八年后的中国是另一个“镀金时代”，经济增长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在多年的政治运动与物质匮乏之后，人们什么都想生产，什么都想消费。理想已经破灭，物质代表着最后的自由与希望。欲望催生了惊人的变革，三十年来的中国是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这诸多力量的产物。变化太迅速、太庞杂，最初人们感到由衷的喜悦，他们更自由了，生活的可能性被拓展了，从前的禁锢被打破了，他们对于生活的期望，则不断的提高。 但大多数人逐渐发现变化并非总符合他们的期待，自己经常不是变化的主人，而是它的俘虏。他们在获得某种自由的同时，新的焦虑也随之而来。你不用忍受单位令人窒息的压抑，你的阶级出身、政治面貌、学历程度都不再重要，却发现金钱正成为新的主宰。生活的一切，都被金钱化了，自由、尊严、爱情、友情、个人价值、生活意义，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更糟糕的是，你发现自己在这个新的系统中，并不一定能成功，即使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也很难保持这种成功。金钱是那么不稳定，数字是那么的赤裸裸与残酷，它给你带来即刻的满足，也令你陷入的无穷的焦虑。你看到一些人正变得如此富有，昔日平等的朋友，如今的生活却是如此不同。一种更可怕的预感是，你开始感觉到富裕之路的坎坷。一九九二年开始的商业热潮，曾经造就了无数的财富英雄，但机会正迅速的减少，财富的分配已然定型。倘若这让你充满无力感，那么一些人的迅速富有，则令你心生愤怒，他们不是凭借个人的勇敢与智慧，依靠的是权力关系。你对他们既羡慕、又愤愤不平。 倘若创业致富的机会日渐渺茫，股票市场像是最后的机会。在几年的时间里，似乎人人都在发财。大盘上升的曲线和上涨的数字，成为了欢乐与幸福的来源，生活变得不仅货币化，甚至变成了抽象的数字。目睹着金钱的迅速的流动，空气里到处是金钱的味道，它挑逗起无穷的欲望，也引发不安。但股票市场却陡然崩溃了，你甚至说不清原因是什么，只是知道自己拥有的东西突然少掉了一半、或者更多，像是一个强大无比、又无形的劫匪突然把你洗劫一空，你觉得命运不在自己的手中。 上涨的股票带来的安慰消退了，而生活的不安全感却不断增加，你不仅买不起房子与汽车，还要忧虑食品有毒，医院的见死不救，孩子怎样上一所重点小学……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的财富，没转化成社会保障系统，也没建设出足够的公共设施。突然之间，你发现一个小小的家庭，要承担起整个社会失序的后果。你要早晨起来送孩子、陪他做作业到深夜；每天要在令人绝望的交通系统里耗上两个小时；要想办法托各种人情关系，在医院里为父母找一张病床……所有昔日能给你带来暂时安慰的网络，大家庭、朋友、甚至办公室里热心给你张罗对象的大姐，都慢慢消失了。你要在这个庞大的社会竞争场里，孑然一身的战斗或是随波逐流。 电脑屏幕中的虚拟世界可以暂时抚慰你，你可以表达自己的挫败与愤怒。但是，它也给你新的焦虑，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复杂形态拥挤到面前，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要了解这么多东西，从水景住宅到磁悬浮铁路，从汉武大帝到股票市场，从流水线管理到Web 2.0，从山寨手机到雷姆·库哈斯的建筑理念，从梁朝伟的眼神到迈克·杰克逊的舞步，从道琼斯的指数到人民币的汇率。你也听到了很多人谈论中国的奇迹，中国不仅被世界影响，也正在影响世界，全球的金钱正涌向中国……一种更强烈的感受也随之而来，你觉得中国越来越富有，身边的一些人越来越富有，自己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什么都在涨价，自己的收入却没上涨。你觉得生活被一种莫测的力量左右。 倘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农民感觉到“新边疆”的消失，感觉到生活希望的暗淡，他们成为了《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的追随者，他们用猜忌、怀疑来对抗失落。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乐观气氛，在二零零七年后迅速减弱。这一年的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的A股市场在一天内蒸发了接近一万亿。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逐渐开放金融市场，QFII让外资可以买A股了，QDII可以让中国人投资海外市场，“港股直通车”要到来，股指期货据说也要粉墨登场了。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中国的主权基金问题，在把Made in China输送到全世界之后，中国进入了全球化最后、或许也最难以理解与控制的过程——金融的全球化。原有的不安全感，随着这一更复杂的进程的到来加剧了。股民们早已谈论了很长时间，海外的热钱如何洗劫股市，如今这种危险似乎变得更清晰了。当然，他们也同样殷切的期望，在一个广阔的资本市场里，自己最终也分到一杯羹。但是这希望与焦灼，都那么模糊。宋鸿兵这本言之凿凿的《货币战争》，能解除他们的焦虑，给他们应对之道吗？无知与猜忌，带来了阴谋论的横行。因为不知道如何理解自己的困境，因为日常生活的不安全感，所有新的事物都可能是危险的。 《货币战争》击中了公众的心，因为他们信息的匮乏，因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受困。那么这些领导者呢，他们理应掌握着更确切的情况，他们也该有着更长远的判断，如何会被这种拙劣的阴谋论所迷惑？ 政治学家白鲁恂曾经感慨中国的政治生活缺乏“现代人”。获取权力的人，不是那些了解现代世界的人，而经常是那些更熟悉中国传统游戏规则的人。中国政治的封闭性，让领导人成为天然的阴谋论的信奉者，他们的每一次升迁，不都是建立在某种意义的阴谋之上吗？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中国的领导人有着双重的角色。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他们遵循一套游戏规则，这套规则以权力斗争为核心，察言观色、明哲保身、熟练的运用意识形态为自己辩护、没有原则的个人忠诚，是他们能力的表现。但当中国要进入国际舞台，要谈论全球经济、气候变暖，和其他领导人同台辩论时，他们却不知道如何扮演这一新角色。他们在无穷的政治斗争中历练出过人能力，却对如何运转一个现代国家，理解金融体系，几乎一无所知。当他们内心慌张时，他们就必须用更空洞的概念掩饰无知。于是，经济问题变成了意识形态问题，货币汇率则是民族大义。迫在眉睫的国内问题，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正常的解决方案，必须要服从国家利益。汇率不再是汇率问题，金融也不仅是经济问题，它是另一种战争，而在战争状态下，政府可以动用一切非常规手段。 帝国主义再次回来了。在宋鸿兵迅速兴起时，只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欢迎度堪与作比。与前者业余历史学家的出身不同，朗咸平接受过最好的经济知识训练，是一位商学院的教授、一名锋利的谈话节目嘉宾。但在过去两年中，他公开宣扬他开始阅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著，他的一系列广受欢迎的书有着这样的名字《产业链阴谋》，《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又一场‘货币战争’开始了，它的敌人更为明确，郎咸平为中国失衡的经济结构、人们普遍的被剥夺感，寻找到一个真实、似乎也是可信的敌人——金融资本主义不正是帝国主义的最高形式吗，它早已经残酷而无形的掠夺了我们。 这是一个官方与公众都乐于接受的解释。它不仅似乎也有道理，更与这个国家多年来的内心感受有关。一个世纪以来，每个人都熟悉这样的论调——近代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帝国主义带来的。倘若你对郎咸平的《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感兴趣，你也可以阅读历史学家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它出版于一九四八年，它为近代中国丛生的问题，找到了帝国主义这个便捷与愤慨的答案。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胜利的前夕，它的主张与理念，令很多人相信——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将在新政权到来后迎刃而解。它出版于一九四八年，我有一九五三年的第三版，五三年，是朝鲜战争最后时刻。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美帝国主义”取代了“八国联军”，试图扼杀中国的独立与强大。 如今，我们知道了胡绳是一位深陷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家，而朝鲜战争也并非不可避免，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的强调，是另一种国内动员的方式——他渴望不断革命，让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输出中国的革命模式。但仅仅用“宣传”来理解胡绳的著作，有失偏颇。他的确触碰了很多中国人的敏感神经。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屈辱感不断增加。这种屈辱庞杂而暧昧，它来自于战乱、颠簸、死亡，也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贫困、不公。伤害你的可能是长官、警察、投机商人、黑帮、甚至是身边的朋友——在一个物质匮乏、又道德失序的年代，人人彼此争斗。而在所有压迫你的等级中，西方的外来者，似乎占据着最高等级。他们在自己的租借区，过着与那个混乱、贫穷、肮脏的中国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傲慢、高高在上、有时还用大炮轰击我们。似乎没人能触碰他们的特权，平定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要小心翼翼的处理“天津教案”，这样一个再造帝国的人物，竟然担心得罪洋教士；统治了中国半个世纪的老佛爷，则仓皇离京；不管是僧格林沁的精锐之师还是义和团的刀强不入的神功，都不敌他们的枪炮；帝制推翻了，共和到来了，但是他们的特权没有一丝触动，甚至延伸到更广泛的地区，开办工厂与洋行，到处是洋布、洋火、洋烟、洋油，中国军事强人们，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必须竭力寻找他们的帮助。与此同时，中国却日渐分崩离析，到处是挫败、愤怒与绝望。 再也没有什么比对“帝国主义”的谴责，更适合释放这种挫败、愤怒与绝望了。它不仅是等级秩序中的最高层、也是一个外来的异端，距离普通人足够遥远。对他们的谴责，既合情合理，更是一种团结自身的驱动力——在一致对外的情绪中，中国内部的分裂与矛盾，可以暂时忽略。它也是一种“受害者”情结的释放——中国人和中国，都是受害者，他们不应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帝国主义者要为此负全责。 胡绳的著作暗藏了这样的逻辑——从满清到民国（他只写到一九二四年，否则一定要包含国民党政权），所有的中国政权也都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他们加深了中国的困境。而只有共产党的到来，中国才可能获得独立，伴随着帝国主义的离去，中国将重获强大与繁荣。 新中国赶走了洋行、查封了他们的财产、驱赶走他们的外交官，并的确出人意料的在朝鲜战场了与美国人打了个平手——尽管中国的伤亡惨重，但对于一个新生国家来说，这却是惊人的成就，倘若再追溯之前的漫长屈辱，它不仅是第一次战胜西方国家，还是最强大的一个。 中国赶走了很多帝国主义者，却投入了另一个帝国主义者的怀抱——苏联，尽管它被称呼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这种关系破裂后，中国真的摆脱了所有帝国主义的影响。但伊甸园并没有随之而来。相反的，它是一连串更深的困境。大饥荒造成的死亡，要比之前所有的战乱与入侵还要多。尽管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仍频繁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人们逐渐形成这样一个印象——它们仍在围困着中国，是它们的封锁与制裁，才使中国陷入如此困境，他们还想实行“和平演变”，彻底推翻中国为之不易的稳定。一种矛盾的心理不仅出现在官方的文件里，也深入人心——一方面，我们对“帝国主义”忧虑重重，它们仍无处不在，“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要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仅仅是一只“纸老虎”，它一戳就破，它的脆弱证明我们的强大……但是它现在以金融家的面貌又回来了，它是另一只纸老虎吗？ 一 人们对于货币战争的焦虑，对于新帝国主义的恐慌，发生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之时。世界惊呼中国的全球并购，对它庞大的外汇储备震惊不已，而它的GDP增长数字则如谜一样令人羡慕。 中国像是在极度的乐观与悲观之间摇摆。一方面，它在自己的辉煌中自得，认定中国世纪已经到来；另一方面，它又觉得自己脆弱不堪，被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包围。 类似的例证不断出现。在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次世界范围的民意调查中，中国人在二十四个国家中对本国发展方向和经济状况最为乐观。百分之八十六的满意度，遥遥领先于第二名澳大利亚的百分之六十一，美国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三。一个月后，北京奥运会大获成功，中国不仅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开幕式，还赢得了数量第一的金牌。一些北京市民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他们脱口而出的感受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真是个黑色幽默，距离毛泽东豪言壮语已经六十年，似乎有人一直阻止我们站起来，或是不承认我们已经站起来。 几个月后，当佳士得准备在巴黎拍卖圆明园散落的鼠首、兔首铜像时，它引起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称拍卖将“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一个庞大的中国民间律师团，则准备通过法律程序来追讨这些文物。公众情绪狂热，他们将此视为对中国的再次侮辱，法国人不仅在一百五十年前火烧了圆明园，现在又在历史伤疤上撒上新的盐粒。在中国外交部发出抗议那一周的周末，G7会议在罗马举行。当全球最富有的七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聚集到一起、商讨解救世界之道时，他们谈论最多的是中国。一份报纸指出：“当世界在经济泥淖中越陷越深，中国的形象从汇率操纵者转变成为消费的推动者”。 在盛赞中国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文版上，编辑特意把这样的句子作为导读：“一八零零年以后，欧洲经济腾飞不仅采用了一种规避亚洲的方式，而且有时候还综合运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强制亚洲国家走相同的道路”。在导读旁，是对鸦片战争的描述——中国人相信这场战争把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央帝国，推进了一个接一个的屈辱。这可能是编辑下意识的举动，却流露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情绪——即使在大声宣扬我们的成功时，仍不忘提醒别人，我们曾是受害者，现在可能依然还是。 甚至对中国的赞叹，也可能是阴谋。《西方热炒"中国模式"疑"捧杀" 日本为前车之鉴》，一份报纸这样宣称。它认为，西方人谈论“中国模式”，是为了让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让中国按照西方的价值理念出牌；按照“西方方式出牌”则意味着悲剧，日本是“前车之鉴”，正是西方在三十年前对“日本模式”的盛赞，冲昏了日本人的头脑，最终导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陷入衰退。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激烈的情绪摇摆？它与中国的固有结构有关。十三亿人口造就了规模上的胜利，也使所有成就变得微小。你可以在数字上看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也可以体验到人均收入第一百二十七名的贫困。制度的失败，加剧了这种失衡感。大城市的繁荣与衰败的乡村，让人感到像是在不同时空穿梭。你也会发现，一个能发射太空飞船、举办奢华奥运会的国家，却无法给婴儿们提供干净的奶粉，无法给年轻人提供开启心灵的教育。在国家力量上它无比强大，但个人的命运却经常脆弱不堪。中国的崛起创造了胜利者，也带来了更多的失败者，他们要承受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失利，也有精神上的失衡，一个错乱的社会系统给他们的个人生活带来无穷的羞辱。 这种激烈的情绪摇摆，更是信息操纵的结果。毛泽东时代，政府封闭了人们的眼睛与耳朵，只按照政治需要来提供信息。尽管从不知美国的模样，每个儿童也会大声谴责“美帝国主义”，指责“苏修分子”，并自以为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现在，信息似乎难以钳制，但是官方依旧有力地塑造舆论。在公共空间，人们很难看到、读到关于中国深层困境，以及不同声音的争论。不断被强调的是十三亿集合的成就，个体的悲剧总是被遮蔽。当引述外来者对中国的评价时，人们经常忽略西方社会多元的声音，而是截取片段的信息。有时，中国读者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感受——从美国到非洲，整个世界都在赞扬中国。然而，尤其是中国与美国、日本发生摩擦，以及涉及台湾、西藏问题时，则会出现另一种截取信息的方式——整个西方都要扼制中国，对中国充满敌意。在公众眼中，国家形象经常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幻象中摆动。对于更为复杂的公共议题，不管是金融政策还是外交关系，讨论不仅受限于意识形态，也受限于知识的不足。由于集体性的无知，任何简单的答案都充满了诱惑力。 官方还努力重塑记忆。一些外来的观察者很容易发现，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历史耻辱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新丑条约、中日战争，每个中国人都熟知这些历史事件。近代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被不断瓜分、无比屈辱的历史。“百年国耻”贯穿在中小学的课本里，也出现在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电影、报纸、杂志、电视屏幕上。往日的屈辱也为今天的“阴谋论”增加了新的燃料。 记住历史并没有错，但有选择的记忆，则经常是政治操纵的结果。它使“历史幽灵”以奇特的方式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你会惊异地发现，这些二十岁、从未受过苦的青年人，总把“百年国耻”挂在嘴边，每当与外来者发生冲突时，就熟练地用出来。他们也不习惯多元的声音——而是把任何不同的主张，都理解成一种对抗，把任何与自己不一致的行为，都视作一种侮辱。 个人生活中普遍的不安全感，对历史耻辱的强调，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无知，公共空间的单一化，反省意识的缺乏，这一切都酝酿了极端的公众情绪。不安全感与屈辱，很容易转化成愤怒、仇恨，甚至进攻性。 二 这只是一个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思想与情感混乱吗？低估这种情绪是危险的，以为它会自然过去，则是一厢情愿。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激起的焦虑与愤怒，转化成十九世纪末的民粹主义运动，也变成了美国军事扩张的基础。就像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评论的：“人们经常用冒犯来回应挫折，通过威胁他人而缓和自己的焦虑”。一八八零年代美国的不安情绪，到了九零年代则开始变得更具侵略性、更为军事化。美国人从担心“罗斯柴尔德”的英国式阴谋，发展到扬言与英国开战，以洗刷生活在英国阴影下的屈辱。 尽管对手不是英国而是西班牙，美国还是开战了。美国声称，要把古巴和菲律宾从西班牙的腐败控制下解脱出来，让它们获得自由与独立。多种原因驱动了这两场小规模战争，这与美国报人普利策与赫斯特的煽动有关，也是美国精英实现其雄心的手段——他们大谈美国的使命与责任，要通过战争寻求荣誉，把美国从庸俗的资本家手中抢夺回来；这当然也是狂躁的公众情绪释放——人们为了缓解自己内心的恐慌，愿意投身到任何极端行动中，以暂时忘记自己的困境。这种情绪可能演变成一场暴乱，也可能是一场对外战争。野心家们会乐于操纵这种情绪，也有可能被这种情绪所吞噬。总统麦金莱发现，他不得不去发动与西班牙的战争，否则无法应对国内激愤的群情。美国最终从这股社会不安中摆脱出来，但它依靠的不是战争，而是国内的进步运动——它对社会疾病逐渐地加以医治，让美国康复过来。 此刻的中国呢？你也可以说，这种情绪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暂时迷狂，《货币战争》、《新帝国主义》不过是一种谈资。同时作为谈资的还有《中国不高兴》与《中国站起来》，它们也象征着心中的恐慌与焦虑，正转化成愤怒与暴力。对“货币战争”的忧虑则升级为“肢解中国”的恐慌——一场与美国的战争即将到来。一位名叫戴旭的军事理论家，像是宋鸿兵与郎咸平的另一个翻版，他说“中国正在陷入C包围圈”。他的语调中充满悲愤与绝望——倘若中国的军事力量不迅速扩充与调整，它不仅是个被剥削的问题，而关系到亡国与否。 一种更为咄咄逼人的情绪，也已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摩罗在《中国站起来》里写道。 这或许仅仅是失意文人赢得公众注意的花招。但中国政府的某些行动，似乎正是对这种情绪的响应——它宣判了一位英国籍和一名日本籍的毒贩死刑；在部分庭审不公开的情况下，把力拓三名雇员送进了监狱，其中一位澳大利亚籍人士则被判长达十年的徒刑；它在审查上毫不松动的立场，令谷歌公司撤离中国……这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结果，更是政治上的需要，中国正显示出更为强硬的排外姿态，这种姿态像是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的抚慰。 你可以说，西点军校的理论家们日夜不停地谈论与中国的战争，美国记者时常出版《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这样的著作，商业节目的主持人整天在叫喊“中国威胁论”。既然如此，你又何须忧虑中国的类似言论？但美国是一个充满内部制衡的社会，即使陷入阴谋论的时刻，仍有强大的质疑之声。我不断引用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正是在麦卡锡主义汹涌时，写出了影响一时的《美国政治的偏执风格》。 社会难免陷入迷狂，但倘若缺乏对抗性的自省声音，则让迷狂转变成狂躁的破坏力。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的多元价值观，不同取向的社会机构，政治上的制衡与自我纠正，把这些极端性纳入轨道。即使如此，它也曾经历过如此痛苦的转型，是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是从麦金莱到富兰克林和罗斯福的改革举措，才使美国社会逐渐摆脱了恼人的狂躁。 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如此幸运，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军国主义的日本都曾滑向另一个极端。阴谋论和屈辱感都曾在它们各自的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们无一不认定自己身处一个四面危险的困境，无一不认定世界对自己充满误解，无一不觉得自己受尽屈辱，无一不坚信自己的国家及文化的独特性，无一不压制社会内部的争论，无一不试图让自己的国民确信——个人毫无价值，唯有献身于国家才是崇高的人生……在这样的时期，社会转型的痛苦，历史的屈辱，野心家的煽动，对荣耀的渴望，奇妙地混杂在一起，酿成一杯浓烈、诱人的苦酒。在这杯迷人的苦酒之后，转型的震痛变成了难产。 而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一方面，社会上人们普遍感到挫败及愤怒，人人缺乏归属感；另一方面，大国崛起带来了惊人的幻觉，同时对昔日的屈辱和别人的阴谋念念不忘。政治的封闭压制了自省与质疑的声音，独立的社会组织难以生存。当愤怒和焦虑不能转化成建设力量时，它们也就常常演变成破坏力。它们也加强了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吸引力，因为投身其中可以暂时忘却孤立无援、挫败与困扰，可以享受到片刻的虚荣与权力……但这虚荣与权力，却很可能通向更大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