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06年6月1日，世上已没有一张叫做《中央日报》的中文报纸了。5月3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机关报 《中央日报》出完最后一期报纸，宣布休刊。
对于大陆年轻人来说，只是从历史回忆 录和历史剧中，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张为蒋介石独裁政权张目的报纸。它污蔑红军为“共匪”，直到流落台湾岛后还长期称呼大陆为“匪区”，并念念不忘“反共复 国”。我们还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共产党人的《新华日报》与《中央日报》及国民党军事当局的《扫荡报》经常展开舆论攻防战。亲近共产党的报童在大 街上叫卖“《新华》《扫荡》《中央》”，大过口瘾。
半个多世纪过去，蓦然回首，这张当年 “青面獠牙”的报纸，对于在大陆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来说，是不是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呀?
《中央日报》早年每天3大张12版， 各版主要分工如下——
1版：要闻版
2版：次要闻版
3版：社会新闻版
4版：文化教育版
5版：国际新闻版
6版：国内经济政治及地方珍闻版
7版：台北市新闻版
8版：体育新闻版
9版：影艺新闻版
10版：《晨钟》副刊
11版：广告版
12版：《中央》副刊
《中央日报》出6大张24版时，后一 叠12块版是“文教报”，它们是——
13版：文教要闻
14版：教育圈
15版：影视娱乐
16版：全民英语专刊
17版：杏坛芬芳录
18版：中央副刊
19版：中央副刊
20版：北市新闻
21版：广告版
22版：体育新闻
23版：广告版
24版：数位生活
《中央日报》出7张28版时，调整和 增加的版面包括：《焦点新闻》、《热门话题》、《两岸经济》、《两岸三地》、《财经产业》、《全民论坛》等。
翻开近年的《中央日报》，在一些涉及 两岸关系的新闻事件和热门话题上，它与大陆主流舆论已经相差不远：
连战首访大陆，《中央日报》发表专栏 文章《相见不恨晚》，写道：从中国历史言，意味双方都同意汇入中华民族的脉流之中，使“一个中国”正式成为共同语言。
阿扁宣布终止“国家统一委员会”运作 和“国家统一纲领”适用，《中央日报》次日发表社论，严辞警告：“台独”的选项是战争。
连战率领占台湾GDP约50%的企业 老板，来北京参加经贸论坛，《中央日报》社论说：大陆愿意与台发展更紧密的经贸关系。我们除了祝福两岸经贸论坛顺利成功，更期盼民进党政府能尽快落实会议 达成的共识。
可是，这份全世界现存最资深的中文报 纸，曾经见证了中国现代史上那么多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社会动荡，作为一言九鼎的官方媒体也曾为此推波助澜，如今终于要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国民党旗下以《中央日报》命名的党营 媒体，可以追溯到1927年3月的汉口，代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联合的武汉国民政府。但比较正式的说法是，《中央日报》1928年2月1日创办于上海，随 即迁往蒋介石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抗日战争时期，随国民政府一道颠沛流离到重庆;国民党兵败大陆后，1949年3月12日迁到台北，到2000年国民党失去 政权前，一直是岛内当局机关报。
全盛时期的《中央日报》，1949年 前在中国大陆，发行庐山版、重庆版、长沙版、昆明版，以及《安徽中央日报》、《贵州中央日报》、《广西中央日报》、《成都中央日报》、《沈阳中央日报》、 《长春中央日报》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党报体系;1949年后在台湾，拥有世界几十个地方的航空版，在香港、东南亚、日本、美国和西欧都有特派员和记 者，与多个国家的通讯社签订了新闻交换协议。
5月31日，最后一天出版的《中央日 报》刊登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访谈，他表示：“我感到万分不舍，毕竟这是一份将近八十年历史的报纸，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以及时代意义，我对它有极深的情 感。”
国民党在蒋介石南京掌权后，历经连年 军阀混战，特别是8年抗日战争，《中央日报》都没有中断出版。这张曾经聚集了无数中国人爱和恨、依恋和憎恶的报纸，却在台湾走向社会多元化的和平年代寿终 正寝。
是国民党没钱了吗?
中国国民党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 党”，党营事业非常发达，在党国一体化的体制下，利用千丝万缕的政商关系，创造出丰厚的垄断性利润。国民党经营的媒体包括“五中”，即《中央日报》、《中 华日报》、中国电视公司(中视)、中国广播公司(中广)、中央电影公司(中影)。
失去政权后，国民党的党产受到立法院 的诘问和民进党政府的非难，财政状况捉襟见肘。谈到《中央日报》的停刊，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双手一摊，告诉记者：“国民党确实没钱了。”这个月，连国民党在 台北的中央党部，都要从1949年以来盘踞的凯达格兰大道口、气派可与“总统府”媲美的地标式大楼迁出了。
在解除报禁后，《中央日报》从第一大 报的地位一落千丈，发行滑坡，广告萎缩。截至2006年4月底，《中央日报》累积亏损已达8亿余元新台币(约合1.94亿港元)。目前总负债8100多万 元，已经超过总资产4700多万元。资产净值是负数，筹款能力为零。仅今年头4个月，该报平均每月亏损844万元新台币(约合204万港元)。本来就背负 沉重财务压力的国民党，已经无法继续补助党报。
如今《中央日报》虽然只有几十名员 工，但维持报纸正常运转，国民党每年要补贴约9000万元新台币(约合2250万元人民币)，实在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如果出售《中央日报》呢，核算资产与 负债，至多也就是1亿元新台币，仅仅相当于一年的办报经费。
到了这种地步，《中央日报》食之无 味，却又不是弃之可惜，连鸡肋都不如了。
据说，以马英九为首的国民党高层早已 有意结束《中央日报》，但因为党内杂音而延迟。最近资金压力实在太大，高层在某次会议甚至脱口而出：“谁再有意见，叫他自己来买!”
然而，国民党真的穷到连党报都保不 住，还是以马英九为首的新班底内心深处其实并不想保留这份报纸呢?
马英九当选党主席后，加速处理党产， 有不菲的进项。仅从出售中视、中广、中影“三中”给中国时报集团这一笔交易中，国民党就拿到58亿元新台币。当然国民党还得清偿债务，支付裁撤党工的遣散 费，应付像大陆WG那样如火如荼的竞选，但即便如此，如果高层铁了心要延续党报的香火，办报的经费总还是可以设法解决的。
问题是，为什么要勉力维持一张注定要 亏本的报纸呢?
是 禁不住李登辉和阿扁打压吗?
《中央日报》作为台湾“正蓝”党报， 自然会受到泛绿势力的压迫和排挤。李登辉执政12年，阿扁执政已有6年，18年来“风刀霜剑严相逼”，《中央日报》的日子不好过是肯定的。
李登辉1988年1月接任国民党主席 后，以台湾“摩西”自负，野心勃勃地改造国民党政权，特别是党国一体化的体制。削弱《中央日报》的影响，是其中一步棋。李登辉多次呵斥这家党报说：
“连自己的党员都不看”;“销售量一 天比一天差”。
民进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打破国民党 新闻封锁、实现新闻自由作为口号。2000年阿扁通过民选上台后，以媒体非政党化为旗号，不仅取缔了行政权力给予原执政党报纸《中央日报》的种种优惠，如 官方信息披露特权、公费订阅等，而且要求政党报纸发行退出政府部门、军队和学校。但是，市场化媒体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在这些特殊渠道订阅的优惠，市场化媒体 从来锁定的是在零售报摊前自掏腰包的市民。因此这一点并不能成为《中央日报》溃败的根本原因。
阿扁再猖狂，他也不敢、不可能使用行 政手段取缔在野党的报纸。事实上，《中央日报》对民进党政府的杀伤力较弱，远不如民营电视台如以揭发民进党当局弊案著称的TVBS。
对于阿扁和民进党政府视为眼中钉的 TVBS，新闻局开出罚单，并且以TVBS系100%外资为理由，扬言要撤照。此举在台湾社会和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弹，美国国务院也表达关切说：“美国对新 闻自由非常重视，因为这是民主的核心价值，美国希望这样的新闻自由价值，在台湾能够继续被保障。”阿扁只好表示“任内不可能关掉任何一家电视台”;“媒体 报道与评论，如有不实，也不是用政治力介入，而是要透过市场机制，由阅听者做最后判决。”
导致《中央日报》无力回天的深层原 因，恐怕还得从台湾社会转型的大格局中去寻找和解读。
昔 人已去 黄鹤楼空
1986年，76岁的蒋经国步入生命 的黄昏。他的糖尿病已经发作，知道自己来日无多。虽然他在“行政院长”任内，主持台湾“十大建设”，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的政治推手，使台湾跻身“亚洲四小 龙”的行列，使台湾岛上的中国人过上了比较富裕安康的日子。但他心底有一个抹不去的阴影，就是西方社会对台湾“戒严”的批评，以及岛内日趋高涨的民主呼 声。垂暮之年的蒋经国，显然在考虑老蒋、小蒋父子要给历史最后留下些什么。
蒋经国让自己的英文秘书马英九研究 “戒严”的英文含义。哈佛大学法学博士马英九直言不讳地告诉蒋经国，Martial Law就是“军事管制”、“没有法律”的意思，国际上当然对此持有恶感。不久，马英九至今还记得那是1986年10月7日下午，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媒体时， 明确告知对方：台湾“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听到蒋经国的这席话，在场的马英九产生了一种“我们正在改写历史”的强烈感觉。
在蒋经国在去世前一年，台湾解除了实 施半个多世纪的戒严，开放报禁、党禁，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小蒋只是没能亲眼见到“国会改革”。国民党威权政治，随着“二蒋”生命的消逝而宣告终结。
历史转折关头的大人物，都容易产生这 种时不我待的情怀。小蒋向民间社会张开双臂，生前默认了反对党民进党的存在，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点燃了台湾社会前所未有的政治狂热和躁动，恰恰没能及时改 革国民党这个百年老店自身。结果，引爆了一场蒋经国身后埋葬了国民党政权的雪崩。
《中 央日报》的政治特权
国民党改革的滞后，突出表现在党营媒 体的僵化。在威权政治时代，《中央日报》扮演了政府忠实喉舌的角色。早在1928年，国民党做组织工作的高手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就提议颁布《设置党报办 法》，规定首都设《中央日报》，隶属于国民党中宣部，同时各地设地方中央日报，建立一个完整的党报系统。《中央日报》的任务就是宣传“三民主义”，驳斥异 端邪说，彰显政府施政成就。在台湾解除报禁之前，《中央日报》几十年如一日，先大陆、后台湾，曾经长期主宰了中国广袤国土上的“话语权”，对中国现代史上 林林总总的大小事件发表过斩钉截铁的结论性看法，并且丝毫不容许自己的读者置疑。
这种思想舆论定于一尊的做法，使国民 党受益匪浅。举凡国民政府的重大政策、重要人事安排、国民党理念宣扬等，都是透过中央日报发布、传递。从三十年代开始，《中央日报》几乎每期都要准时送到 蒋介石的案头。在公务之余浏览当天《中央日报》，成了蒋介石的一种习惯。重视《中央日报》，成了他统治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南京，《中央日报》首任社长由 国民党中宣部长叶楚伧兼任。在台湾，《中央日报》负责人同时是国民党中常委。
既然《中央日报》对实施威权统治具有 重要的作用，国民党自然会对党报给予种种优惠。党营媒体的政治地位很高，办报经费充足，党政信息优先向党营媒体发布，党政机关、军队和学校都有义务也有权 用公费订阅《中央日报》。发行不愁，广告收入自然也有了保障。所以，《中央日报》读者面虽然在大陆时期比不上民营报纸《申报》、《大公报》，在台湾时期比 不上民营色彩的《联合报》、《中国时报》，但绝对算得上一张实力雄厚、收入稳定的大报。
报纸的赢利模式有发行收入为主和广告 收入为主两种。《中央日报》属于前一种。由于《中央日报》官方色彩浓厚，其广告价值与发行量极不相称，估计其发行收入会远远超过广告收入。千万不要小看了 公费订阅，它成了《中央日报》的生命线。因此，当威权庇护、公费订阅的体制开始瓦解时，《中央日报》从地位到经营立刻土崩瓦解。有道是“昔人已乘黄鹤去， 此地空余黄鹤楼。”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解除报禁前《联合 报》、《中国时报》这样的民营色彩的报纸，其实也具有官方背景，《联合报》董事长王惕吾、《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都名列国民党中常委。与《中央日报》不 同的是，它们注重市场化办报，力戒官腔，偏向民间立场，适应市民口味。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特别是民营中小企业成为台湾经济的支柱，市民社会获得大发展。 市民亲睐市场化的媒体，开始厌烦官味十足的宣传。《联合报》《中国时报》与时俱进，发行量均接近150万份，在解除报禁后仍然保住了市场，为泛蓝势力在舆 论上抵抗绿色当局提供了可能。可惜的是，当时的《中央日报》自恃特殊，不屑得向市场化媒体转型。国民党这座百年老店也不会允许自己的吹鼓手忽然脱下长袍马 褂，混同于“披头士”、“超女”一般入时打扮。
台 湾媒体生态的历史变局
解除报禁后，台湾忽然置身于一个舆论 多元化的时代。
1988年，亲绿的《自由时报》创 刊，不惜重金抢占市场，迅速取代《中央日报》，与《中国时报》、《联合报》成为台湾新的“三大报”。
2003年5月2日，印着一颗鲜红苹 果的报纸登陆台湾岛，香港壹传媒集团的《苹果日报》点燃了一场血淋淋的报纸淘汰战。台湾出现“一大报(《苹果日报》)三小报(《中国时报》、《自由时 报》、《联合报》)”的报业格局，《中央日报》的市场更被压缩殆尽。
1994年1月，台湾“新闻局”同意 向党外开放无线电视频道。1997年，以民进党籍“立委”蔡同荣为首的民视获准开播，号称台湾第一家民营无线电视台。
2000年，台湾领导人选举时，陈水 扁在竞选手册中承诺“当选”后推动党政军退出媒体。政党轮替后，泛蓝阵营为牵制民进党执政当局，对党政军退出媒体事态度也转趋积极。2003年12月，在 国民党、亲民党泛蓝势力的努力下，“广电三法”在“立法院”顺利过关。该法案明定台湾当局、政党不得投资民营广播、电视事业，已有投资者须在该法修正施行 日起两年内改正。
2005年12月26日，是该法案规 定的党政军退出广电媒体的最后期限。国民党如期退出党营的“中视”“中广”“中影”。民进党执政当局控制的台视、华视，因为“公股释股条例”尚未在“立法 院”通过，没有如期释出官股，但两家电视台倾向绿色的经营班子“集体请辞“。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国民党执政当局 的“新闻局”从大陆到台湾，对媒体内容和媒体存亡握有生杀大权。2005年底，为彻底免除执政当局对岛内电子媒体的打压，台湾“立法院”通过“国家通讯传 播委员会(NCC)组织法”，将台当局对电子媒体的生杀大权从“新闻局”移交给由民间人士组成的“通讯传播委员会(NCC)”。“NCC”成立之后，电视 台、手机、固定电话、3G产业营业执照的审核颁发，权力从“新闻局”移交给“NCC”执掌。台当局“新闻局广电处”成为历史。2006年3月1日，NCC 正式挂牌成立，第一时间通过“委员行为自律规范”，规定NCC委员于任职期间不得参加政党活动;所掌管事务有关的言行，不得有偏颇特定政党或通讯传播事 业，严守客观、中立和专业立场。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认为：“NCC法 案”的通过，象征台湾的新闻自由、媒体发展进入了新纪元。这样一个“新纪元”今后既是对执政当局的强力制约，对新闻自由的强力保护，同时也是对媒体依赖行 政权力庇护和包养的传统体制的釜底抽薪。可惜对“过去的好时光”充满怀念和失落的《中央日报》的报人，并不像它的党主席这样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
时 代的尾巴，与主流民意的隔膜
当台湾社会进入社会多元化、舆论自由 化、媒体市场化的时代时，《中央日报》却浑然不觉，难改官报居高临下、报喜不报忧的顽固习性。台湾社会激烈政治转型期，对国民党当局专制作风、“黑金”政 治的批评在各新闻媒体中不绝于耳，《中央日报》却不可能有丝毫反映。这个骨子里对自己的读者仍在以“中央”自居的报纸，与台湾主流民意隔膜太深、反差太 大，自然要被多数读者所抛弃。
大陆网友“田水月”在著名“强国论 坛”BBS上发帖，隔岸观火，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央日报》丧失读者的根本原因并不 是国民党的下台，而是《中央日报》过多的作为国民党的传声筒、发言人、辩解者，缺少了作为媒体的监督性、公正性、客观性。
20世纪70年代，台湾“社会议政运 动”把《中央日报》和中央社作为主要批评对象。八九十年代，台湾民间出现对国民党的党营媒体“拒听拒收拒看运动”，对党营媒体的厌恶在年轻一代中蔓延。
《中央日报》发行量从上世纪80年代 初的50万份，解除报禁后迅速掉到10万份左右，最近几年进一步沦落到3万份。这剩下的3万份，也是用党费订阅的。上个世纪90年代后，只剩下公营机构、 政府机关、军队等地还可以看《中央日报》，一般小报摊已很难见到。
台湾记者宋沁玲对《中央日报》的模糊 印象是：
蛮八股的，字呀、排版呀，都方方正 正、直直挺挺。”她上次读这份报纸还是“10年前的事情”。
《中国时报》副主编夏珍说：自己从业 20年，对《中央日报》的新闻报道“没有留下任何印象”。
《中央日报》末代总编江伟硕承认：
言论的蓬勃，对《中央日报》来说，很 难适应。
有包袱，受限制，很难纯粹以市场为导 向办报纸，竞争力就受影响了……我们也知道，必须要改变，才能生存。但是我们就像国民党的百年老店一样，要转个身都很慢了。
《中央日报》一名资深员工抱怨说：
国民党中央经常把报社董事长与社长的 职务当成政治酬庸，报纸的领导不懂市场也不懂媒体，报纸便更无生天。
一位要求匿名的国民党中常委对记者坦 言：
不是自己掏钱买的报纸，对谁都不会有 宣传上的影响力。
其实，不仅是国民党正蓝的机关报面临 困境，具有“台独”色彩的《台湾日报》，2005年曾经有3个月发不出薪水。泛绿阵营人士大声疾呼：“请大家发挥选战式的热情，奔走相告订阅《台湾日 报》!请厂商多在报纸上刊登广告!”然而，这份政治性过强的绿色报纸日子财政状况依然窘迫。
更何况，在电子媒体包括电视和互联网 的冲击下，台湾纸媒竞争惨烈，“尸横遍野”。2005年11月，台湾拥有17年历史的《中时晚报》黯然停刊，就是台湾纸媒市场困境的最新例证。
2006年5月31日，在《中央日 报》最后出刊的这一天，台湾东吴大学教授盛治仁松了一口气，感叹说：
《中央日报》是过去的时代的尾巴，现 在终于被切除了。
这位有历史感的教授想买一份最后的 《中央日报》收藏，却未能如愿，因为教授所在的社区已经五六年见不到这样一份报纸了。
“小马哥”的胆识
《中央日报》最后一天的报纸，用五大 版的篇幅，访谈了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以及台湾各党政治人物，甚至包括民进党立委、台联秘书长和台湾当局的新闻局长，偏偏只字未提国民党现任主席马英 九。(相关链接：世上已无《中央日 报》(上) )
站在《中央日报》员工的立场上，对拍 板决定报纸停刊的马英九心存怨怼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说马英九对自己的党报没有感情，肯定不对，当初他步入政坛，与《中央日报》有很大渊源。
1978年6月，《中央日报》连续3 天转载在美国留学的马英九倡言“保钓”的文章，引起蒋经国的注意。蒋经国欣赏这个年轻人的才华和热情，吩咐秘书室主任，查证作者为何方人士。3年后，马英 九获得哈佛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后回到台湾，立即被安排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兼“总统府第一局副局长”。1984年，蒋经国力排众议，在国民党讲究论资排辈的 体制下，破格提拔马英九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成为国民党内一颗耀眼的新星。
2005年，56岁的马英九当选国民 党主席。要改革这个几乎比他的年龄大一倍的政党(111岁)，马英九面临重重难关和陷阱：黑金腐败，大老政治、派系，密室政治，党产……马英九不肯同流合 污，只是以一个法学博士的清明理性，坚持用宪政和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来应对，有时从容，有时狼狈，有时人心所向，有时茕茕孑立。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对党产和党营媒体的 态度上。连战这样的老一代国民党人对党产如与“总统府”遥遥相对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大楼，对党营媒体如《中央日报》，都有一种割舍不断的情结，认为它们都是 国民党的精神堡垒，怎能轻易言弃?连战做党主席的时候，把《中央日报》定位为国民党唯一的机关报，不轻言裁撤。卸任后，连战据说也曾私下力劝马英九不要卖 《中央日报》。泛蓝大老透露，连战不止一次私下感叹：“党再怎么穷，也应保住中央日报!”
而在马英九看来，党营媒体和那些不恰 当获得的党产一样，是包袱，是负债。既是加大国民党财政压力的经济负债，也是违背现代社会多元化舆论和媒体自由化的文化负债。坚持党政军退出媒体，原本就 是他参选党主席的政见之一，执掌国民党后更加坚持“党营媒体全部不留”，并把它视为落实党务改造的指标之一。如果党营媒体一时找不到适当买主，不惜停刊、 清算、遣散员工，最迟在2008年前一定要处理掉!
马英九果断决定出售“中广”、“中 视”、“中影”，停办《中央日报》，既是为了符合“立法院”通过的“广电法”和“有线电视法”修正案中有关“政党不得经营媒体、主要党工不得担任媒体负责 人”的规定，也是考虑到现阶段党营媒体即使不出售，也不可能成为完全体现国民党意志的宣传阵地，必须朝着做一个社会公众能够接受的“客观公正媒体”转变， 让没有政治色彩的专业媒体团队来经营，才能有高价值回报和发展前景。
在《中央日报》决定停刊前，该报创始 人陈立夫的儿媳表态，愿意买下《中央日报》。国民党高层对于买主开出2个条件：
——继续《中央日报》一向拥护国民党 的理念;
——熟悉媒体的市场化运作。对于陈立 夫亲人有意接办，国民党高层反问，对方确实有热诚，但他们对于《中央日报》相关人力、设备、资金需求，究竟了解多少?尤其媒体生态复杂，绝非凭热情就能搞 定。
陈立夫的儿媳当然符合前一个条件，但 她想买《中央日报》只是希望以此“告慰(陈立夫)在天之灵”“《中央日报》就像是被国民党弃养的孩子。国民党不要的，陈家要。”这是一种非媒体理性、非经 济理性的行为，国民党高层予以婉拒正符合马英九的新闻理念。
台湾时事观察家胡一渊在《国际先驱导 报》上撰文指出：
(国民党)有必要重新调整其宣传模式 ——从简单依靠行政资源发展到真正借助公意进行传播。如果说我们年轻时候都是看《中央日报》、听“中央社”新闻长大，那么今天的台湾年轻人在奇摩、雅虎上 游荡的状态，已经迫使宣传环境和宣传政策面临必要的改革。
那些与《中央日报》 荣辱与共的人们
《中央日报》铭记着一代国民党报人的 耻辱与光荣。在大陆，在解除戒严前的台湾，它多次扮演了钳制舆论、愚民统治的帮凶角色，不仅辱骂大陆的共产党、民主党派，以及台湾民间民主力量，污蔑学生 和知识分子运动，而且也经常压制国民党内的改革呼声。
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央日报》面对 国难当头，却忠实鼓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请愿学生气愤不过，在冲击国民党中央党部、打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同时，也发生过捣毁《中央日报》社 的过激行动。
国民党对党报的政治控制异常严格，绝 不许异己分子混进报社。任凭地下党神出鬼没、本领通天，直到国民党溃逃台湾前，《中央日报》内只有一名中共地下党员。
抗日战争中，郭沫若写出《甲申三百年 祭》，借崇祯皇帝自缢于景山300周年，抨击明朝灭亡的原因是“内部已腐败不堪”，暗骂重庆蒋介石政府。《新华日报》如获至宝，进行连载。而《中央日报》 急不可耐地发表社论《纠正一种错误思想》，批判郭沫若。
对于著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中 央日报》嫌它的立场经常与“政府”作对，说它是共产党的“应声虫”;而共产党则说《大公报》对国民党是“小骂大帮忙”。
从陶希圣可以看出《中央日报》报人在 历史上角色的尴尬。陶希圣在大陆和台湾做过《中央日报》总主笔、董事长，官至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改造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党中常委。因为 1942年代蒋介石撰写独裁凶态毕露《中国之命运》，在历史上留下恶名。其实，他曾经是北大教授，创立著名的“食货学派”，被誉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 师级人物(顾颉刚语)，“五卅惨案”时还做过上海学联的法律顾问，参加过上海学术界十人联署的抗议宣言。可惜，弃笔从文后，甘心成为蒋介石身边陈布雷式的 “文胆”，尽管“明知其有伤手之虞，亦唯有尽心悉力捉刀以为之”。
然而，在近八十年的时间里，《中央日 报》作为大陆和台湾主要官方媒体，毕竟负载了好几代传媒人的不懈追求和艰苦努力。
它的记者队伍阵容强大，经常成为其他 媒体“挖角”的对象。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中央日报》记者慷慨赴死，在记录报道中国军民可歌可泣的壮烈行动的同时，也展现了中国新闻界的热血和良 知。《中央日报》发布的战事主题号外，往往是民众争相收集的物品。
在遥远的欧洲战场上，很多人知道《大 公报》记者、后来的著名作家萧乾，其实当时同驻欧洲的中国战地记者还有《中央日报》的3人，以及国民政府“中央社”和民营报纸《新民报》的记者。他们穿着 与美国军人同样的军帽、制服和臂章，享受上尉待遇，区别只是胸前佩戴绣有英文“战地记者”字样的胸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蒋介石谋士陈布雷 点将的《中央日报》记者毛树清。他与“中央社”同仁一道(没有萧乾，因为国民党政府对民营报纸另眼相看)，乘着吉普车，跟随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向柏林进 军;还有不少报道是他随空军出击时在空中采写的。前线新闻电传回中国，名震一时，被国内读者争相传阅。
在欧洲，毛树清与同仁采访了北洋军阀 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陆曾与曹汝霖一道奉袁世凯之命与日本谈判并接受《二十一条》，1919年出任巴黎和会中国首席代表。当巴黎和会的消息传到国内，导致 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在举国声讨声中，陆徵祥诀别政界，入比利时圣安德修道院。这也是他第一次对记者不回避《二十一条》这件事。陆徵祥说：
三十年来我一直为此深深负咎，因此， 从不愿意和人提起这件事，即使被问到，我也礼貌地拒绝回答。二位先生不远万里来探候，无以为报，乃简述往事。总归一句话：弱国无外交。
《中央日报》就是以这样的独家报道， 记述了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扬眉吐气、百感交集。
毛树清晚年定居美国，依然关心祖国统 一，1990年回到家乡浙江桐乡访问。毛树清代表了《中央日报》的另一面。
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军批准 随军采访的500名记者中，中文媒体仅4家，新华社、凤凰卫视，还有《中央日报》、《苹果日报》。《中央日报》的国际报道实力依然不可小觑。
在国民党政权下媒体和舆论定于一尊的 情况下，《中央日报》聚集了不少文化精英。从大陆到台湾，它的艺文版都曾相当出色。
——孙伏园，鲁迅的朋友，《中央日 报》编辑。蒋介石围剿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发生后，因为发表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呼应了公众对昏庸政府的愤怒，被撤消编辑职务。
——赵浩生，后来以旅美新闻人士知 名，上世纪40年代是《中央日报》“名记”，在重庆采访了国共双方的诸多重要人物。
——高阳，《中央日报》特约主笔，史 学功底深厚，以“野翰林”自道，历史小说大家，在海峡两岸以胡雪岩三部曲闻名。
——余光中，《中央日报》副刊的活跃 作家。曾经露骨地反共，咒骂台湾乡土文学，可又在1971年44岁时写出感人肺腑的《乡愁》，深情缅怀阔别二十多年的大陆，在海峡两岸传诵：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 这头，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 这头，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 外头，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 这头，大陆在那头。
这就是威权政治下媒体和文化的复杂 性，罂栗和美丽缠绕，鲜花和牛粪依存。《中央日报》每隔3个月或半年，将发表在副刊上的散文集、小说、政论集结成册出版，令台湾的文学爱好者爱不释手。 《中央日报》的社论，一度是台湾从公务员到中小学生的“作文模板”。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它不由分说在几代中国人的生活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情形有 点类似于大陆的“样板戏”，今天的过来人明明知道它的人物形象“高大全”多么刻板和虚假，还夹杂着江青的“狼奶”喂养，每次听来却依然有那么几分亲切。这 是人性的弱点，还是时代的不幸?
“转型重生”为时已 晚
2006年5月30日下午，《中央日 报》社编辑完最后一期报纸，仅存的70名员工举行了一场“惜别会”。然后，在离别感伤的气氛中，报社董事长、社长在大厅与员工殷殷话别，许多人含泪握手。 晚间，总编辑与编辑部同仁人手一烛，共度烛光之夜，希望“长夜将尽，光明很快到来”，期盼《中央日报》“转型重生、延续香火”
其实，在长达79年的历史上，《中央 日报》早就有过一些机会“转型重生”。可惜的是，不少大胆的改革尝试都逃不脱半途而废的命运。此刻，更有资格站在中央日报社大厅里感伤悲痛的，是历史上那 些企图为《中央日报》、为国民党这座“百年老店”、为国家和民族探索改革、兴利除弊的人们。他们的一腔热情和智慧，早已随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一部中国现代 史的茫茫长夜中。
比如复旦大学高才生程沧波，办过民营 报纸《时事新报》，1932年由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推荐出任《中央日报》社长。没有人怀疑他对国民党的忠诚。陈独秀被捕后，在法庭上的自辩和章士钊大律师 的辩护，都坚持无罪，理由是“政府不等于国家”，“反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并非反对国家”。程沧波社长亲自在《中央日报》上两次发表署名文章，进行批驳，程 沧波因此在国民党内声名大盛。陈布雷在杭州连夜写信给程，说“为之喜而不寐”。
然而，熟悉新闻规律的程沧波清醒地意 识到，《中央日报》过强的党国色彩对争取社会舆论不利，下决心推动中央机关报的民间化、平民化。与叶楚伧执掌时期不同，程沧波到任后，报社有了独立的法人 代表，实行报社会计独立制，报纸强调了营业性，报社管辖权和人事权也有了一定松动。1932年5月8日他在《敬告读者》的社论中宣称：
人民利益即党之利益，为人民利益而 言，即为党之利益而言。故本报为党之喉舌，即为人民之喉舌。
按照“两个喉舌”的理念，要求增加有 关百姓生活和揭露某些贪官污吏的报道，避免面孔严肃的说教和斥责、武断、形同骂街的文字，代之以“动之以情”和“晓之以理”的内容。
程沧波后来回忆说，他在《中央日报》 的追求是：
不是盛气凌人、或是借政治势力对其他 方面压迫，而是以极礼貌亲和的方式与全国思想界周旋;用盛情与友谊对全国舆论界联系。
《中央日报》的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公众对党报的戒备心理，在报摊上赢得了回报，发行量虽不及民营报纸，但保持在3万份左右。除了正报，还增出了《中央夜报》、《中央时事周报》。
程沧波就是1937年7月为蒋介石起 草庐山抗日演讲的大笔杆子，历史记住了那段脍炙人口的宣言：“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牺牲一切之决心。”历史同样 记住了程沧波对国民党机关报的改革设想，这些想法七十多年后也不落伍，七十多年后也难以真正实行，让人可敬复可叹。
更有资格在中央日报大厅里扼腕叹息 的，是抗战胜利后的社长马星野。1946年6月，马星野力主南京《中央日报》停领中央办报经费，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在经营上自给自足。报社资本总额从实 行企业化经营前仅7亿元，迅速增长到16.8亿元。
中央政治大学新闻系主任出身的马星 野，招募了一批得意门生进入《中央日报》，总编辑、副总编辑都只有三十岁左右，风华正茂，敢想敢干，为报社注入了生机。副总编辑陆铿1947年7月29日 在《中央日报》上揭露孔祥熙、宋子文利用政治权力通过扬子公司、孚中公司非法套取国家外汇，在国民党高层引起轩然大波。
后来成为香港著名报人的陆铿回忆说： 当时的《中央日报》企图采取“先日报、再中央”的办报方针，因得罪国民党权贵，被蒋介石勒令整改，编辑方针改回“先中央、再日报”，终于死心塌地或者虽不 甘心也无可奈何的变成一张高度“中央”的报纸，完全不考虑读者市场、直接为国民党中央背书。
1947年下半年，陆铿等人目睹国民 党腐败积重难返，《中央日报》重振雄风已无可能，给他们的老师兼备上司马星野递交辞职信。马星野大吃一惊，赶紧请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兼总主笔陶希圣写信给 3人，还抬出陈布雷的招牌，劝导他们打消辞意，信中有一句话：
站在一起，吾人方能生存。
年轻气盛的陆铿执笔回复时，不假思索 地回应了一句：
站在一起，吾人同归于尽。
此刻，有资格与列位报业先贤一起站在 《中央日报》大厅的，还可以加上台湾时期的社长曹圣芬。他曾延续程沧波的思路提出：《中央日报》的目标，不仅是作一党的喉舌，更是全社会的公器。曹圣芬同 时认为，要把新闻事业视为积极的文化事业来经营。要盈利，就要推动其他文化活动的发展。
在这个令人感伤的烛光之夜，也许还有 一些与《中央日报》擦肩而过的人，曾经雄健豪迈的魂魄会来这个大厅游荡。
储安平，曾任《中央日报》副刊编辑， 文笔犀利，敢说敢言，终因与党报体制不合而游离出来，后来主办《观察》杂志，成为体制外知识分子抨击国民党专制的代表性媒体。解放后他还想在《光明日报》 再显身手，却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右派，WG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像中国新闻界的一个异数，彗星般消失了。
殷海光，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弟 子，1946年任《中央日报》主笔，凭借对国民党的一腔忠诚，写出一批热血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赶快收拾人心》等，猛烈抨击国民党内豪门贵族，受 到蒋介石申斥。殷海光痛感党人“至死不悟”，不能跟着“这个样子的国民党跑”，遂从《中央日报》流失。后来成为民间《自由中国》杂志的灵魂人物，呼唤民主 科学，反对愚民政策，同时也被《中央日报》的御用文人骂为“文化暴徒”，搞“知识诈欺”。
那个目高于顶的李敖说：
先一代的蛟龙人物，陷在这个岛上的， 我看来看去，只有两个人够格：一个是胡适，一个就是殷海光。我大学时代，胡适已经老态，无复‘五四’时代的风光;殷海光则如日中天……他的蛟龙气质，自然 使我佩服。
从大陆到台湾，79年间，一拨又一拨 这样的蛟龙，还有更多活泼乱跳的小虾米，都没能继续被《中央日报》所吸纳。任何报纸改革的大胆设想、鲜活创意，都被僵滞的党报体制的“黑洞”悄然消融于无 形。这张陈年老报，连同国民党这家“百年老店”，终于一次次失去了“转型重生”的机会。到了2006年，甚至有台湾媒体断言，《中央日报》“较有价值的只 剩下档案、历史资料等文化资产”。
《中央日报》的停刊，在台北荣民村的 老军人、国民党“黄复兴”党部的老党员中，掀起不小的感情波澜，毕竟这张报纸伴随着他们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在停刊前一个星期，报社每天都能接到超过 150个电话，以中老年为主，要求放弃停刊计划。读者自发给报社捐款，几天之内捐款总额达到200万元新台币(折合50万元人民币)。报社停刊后负责处理 善后事宜的新任董事长表示，可能改出网络报，也可能转型为台商报并争取进入大陆发行。但无论如何转型，肯定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张《中央日报》了，也不 可能再延续过去79年间《中央日报》所有梦幻般的耻辱和荣光。
更多的台湾人注意到TVBS电视台的 一个镜头，2006年5月31日，台北街头，人流如织，即便是最后一期有收藏价值的《中央日报》，摆放在报摊上，也根本无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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