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道炯家里新开张的饭店走出来，往西踱去不远，是一眼斑驳的古井，几百年来井绳上上下下的负重运作，已经把石井勒出许多道深深的豁口，仿佛大地上张着一 圈缺了牙齿的嘴巴，犹豫着不能说的秘密。
这是一个依旧固守农耕方式的村庄，少见的水泥路直通李道炯家门口，其他的地方，多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泥土路，黄色的油菜花在空气里迸发出略带土腥的苦香。李 道炯家饭店的匾额写得谦虚谨慎：“乡村饭庄”。
李道炯没有在匾额上大书他与李鸿章之间的关系，毕竟他的高祖与李鸿章是堂兄弟，这层关系解释起来还是相当拗口。但方圆几十里内许多八竿子打不着的房地产开 发商都在高挂鸿章招牌推销楼盘，相形之下，李家后人反倒显得低调。
李道炯的二儿子刚从城里学成厨艺，原先给别人打工，现在回家自己单干。磨店乡没有什么工业，也没有多少乡镇企业，当地政府希望发展旅游，李道炯脑子活络， 回家把房子粉刷粉刷，就替儿子开起了饭店。但这里的农家游似乎远未成型，仅凭一口古井，几段残碑，吸引不了远方来客。饭店大厅里只放了一张圆桌，四壁空 空。
合肥以东30里地的磨店乡，100多年前是个了不得的地方，无人不知这是当朝“中堂大人”李鸿章的老家。——“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分别 影射着李鸿章与翁同龢两位大人的籍贯与人品。当地人说，这方水土历朝历代出过不少官员，就拿这口古井来说，开凿者是明朝一位姓熊的侍郎，所以它的官名叫 “熊砖井”，是一口“很有水平的井”。相传这井有法力，曾经有一位官员为求庇佑，从井栏上敲下石头，回去刻了官印，所以熊砖井有一处豁口特别大。村人们相 信，李鸿章一家就是喝了这井水，才一路发迹荣升，家道中兴。这方水井润泽了李家起码八代人，如今还生活在井边的李道炯，是当地的支书——祖上为相国，后代 是村官，形成一种对比式承继关系。
“若不是40多年前那场狂飙式的群众运动（‘文革’），这儿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晚清传统式官宦大宅门的博物馆，因为现在人们收集到的李家各式碑刻，仅仅拓 片，堆在地上也有半人高。”《李鸿章家族》一书中这样写道。祠堂与石碑已经被砸了个稀巴烂，只有那口古井，因为还有日常供水的实用价值，在浩劫中保存了下 来。
李道炯指着家门前的水塘告诉我，李鸿章小时候在这里洗过澡，私塾先生把换下来的衣服挂在树上，随口吟了一句“千年古树当衣架”，少年李鸿章开口就接“万里 长江作浴盆”。
在李鸿章故居陈列馆里，故事变成了李鸿章的父亲随口吟出“风吹马尾千条线”，年仅6岁的李鸿章朗声应对：“日照龙鳞万点金。”折射出胸中气象的下联让父亲 吃了一惊，当即决定送他去私塾念书。
这些对联已经不止一次地被引用了。在另外一些野史中，据说是朱元璋小时对出了这对联。所以“日照龙鳞”等句，是否真的出自幼年李鸿章之口，现在已不可考， 但是这位官至一品的北洋大臣，确是一位文采斐然的诗人，同时还是个出色的书法家。6岁时的“日照龙鳞”也许是杜撰，但20岁时他的自述诗，已经可以一窥他 冀望少年得志、扶摇直上的自我期许：
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鸥。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二十自述》
他的野心与抱负并未等待太久，21岁，李鸿章中举人，24岁中了第25名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一等，成绩名列前茅，年纪轻轻就进了翰林院。曾国藩因此写信 给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令弟少荃（李鸿章字），自乙丙（指道光二十五、二十六年）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丁未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郭嵩焘字），帅 逸斋（帅远燡字），陈作梅（陈鼐）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
曾国藩果然目力过人，他冷眼相中并热心扶持的这4个青年人里，郭嵩焘后来成了中国第一任驻英大使，而李鸿章一生纵横捭阖，位极人臣，历任北洋大臣、江苏巡 抚、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直隶总督等职，被梁启超尊为近代史的“当时中国第一人”。
暗中同情变法的老臣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翻开梁启超的《李鸿章传》，开宗明义第一段，如果翻译成大白话，是这样的：
天下只有庸常之辈既没有骂名、也没有美名，如果有人能让全天下人恨他，那他一定是盖世奸雄；如果有人能让全天下人爱他，那他可算是盖世豪杰。但是，全天下 人那么多，其中庸常之辈占了绝大多数，非常之人不到百分之一，用庸常之辈的标准，来评价非常之人，靠谱吗？所以誉满天下的，未必就不是滥好人；谤满天下 的，也未必不是真伟人。老话说：盖棺论定。可我发现有的人盖棺了几十年、几百年，却还没有定论。……且不管此人是大奸雄还是大豪杰，但他的位置与行事，不 是庸常之眼可以借烛光窥探，也不是庸常之舌可以信口乱雌黄的。懂得这个道理的人，才有资格读我所写的李鸿章。
梁启超自己承认，他跟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所以来自梁的褒奖是颇为难得的，因为这是一个敌人的赞美。
其实，在内心深处，李鸿章是支持维新变法的，但他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官僚，懂得在斡旋的同时首先自保。他在后宫听到荣禄跟慈禧的关于法办维新派的对话，马 上私下传授给了康有为，暗示他们有所准备。
康有为等人提出的很多举措，如废八股、建新式学堂等，都是李鸿章以前在奏折中提过却没能办成的，所以他对康颇有惺惺相惜之意。戊戌六君子被杀，慈禧对维新 派进行彻底清算，很多人揭发李鸿章实际上是“康党”。慈禧也想趁机敲打敲打他，就拿着别人揭发他的信给他看：有人说你是康党。
李鸿章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 后默然不语。李鸿章干脆承认：如果说支持变法就是康党，那我确实是康党。但是李很明白：戊戌变法一方面是政纲的斗争，另一方面是光绪的“帝党”和慈禧的 “后党”之间的夺权斗争。这一点上李鸿章特别圆滑，他说“不与闻废立之事”，即表态：我从来不参加“帝党”。慈禧也因此放了他一马。
天津教案扶上青云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快40岁才中了进士，他这个进士中得不早不晚，正好与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这种关系那时称为“同年”，是一种极其微妙而重要的人际关 系，从“实惠”上说，远超过同乡、同学、同族……因为同时考中进士，就意味着要同时做官，初为京官的他们有着共同的联系与参照，无形中成为一个整体。
李文安是刑部司法官，有清廉正直之名，他性格内向，资质平平，但眼力不差，在“同年”中始终跟曾国藩走得近。当时的曾国藩不过是一员普通京官，而李文安却 早早地安排两个儿子李瀚章与李鸿章去拜曾为师，学“经世之学”，这大概是李文安贡献给家族的最高智慧。
1851年，洪秀全金田起义，中国此后长达百年的乱世拉开序幕，在天子脚下摇了6年笔杆子的“翰林”李鸿章，也被拖回老家干起了“绿林”。他的淮军体系， 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
1870年天津教案，一边是外国人打死了天津知县，捣毁衙署，一边是中国人焚烧教堂领馆，打死了二十几个洋人。七国连衔抗议，扬言要把天津化为焦土，外国 军舰集结大沽口，直接威胁北京。慌乱的清廷马上把最强悍的淮军调到天津，顺手把李鸿章推上了外交前线。
在此之前，他的恩师曾国藩已在处理此事。曾性格正直，希望秉公直断，处理方案是百姓洋人各打五十大板。结果两边都不领情，愈闹愈凶，事情还没办完，曾国藩 的身体就垮了，一年后去世。
李鸿章手段圆滑许多，他知道事不宜拖，快刀斩乱麻：赔偿洋人50万两，条件是军舰立即退兵。杀掉主要“打教”的20人，充军发配25人，就双方死伤人数来 说，基本是一命偿一命。据说到了真正处决之时，拉出去砍头的并不全是杀洋人烧教堂的人，其中一些是从监狱里拉来的死刑犯冒名顶替的。
清廷一看李鸿章这个安徽人本事不小，又会带兵打仗，又会跟洋人周旋，奏折写得又好，那就别让他走了，留在天津吧，以后跟鬼子别扭的事还多着呢。于是很快， 李鸿章就接到任命，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后兼钦差大臣（即北洋大臣），至此，他的权势和声望，已在曾国藩之上了。
英国大船商之妻立德夫人在她的《李鸿章的生平与时代》中，这样描写李鸿章：“有些话题他不愿意触及，但一旦不得不谈，就表现出惊人的坦率。……有这样一个 仪容伟岸、极富个性的人在身边，作为一个女人，慈禧太后一定会更有安全感……”
御用火车太监拖
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许多项“第一”与李鸿章直接相关：第一支完全由洋枪装备的部队；第一支独立的洋炮部队；第一家大型综合军工企业：江南制造局；第一个译 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第一个语言和工程技术学校：广方言馆；第一次公派留学生：1872年留美幼童；第一家轮船航运企业：轮船招商局；第一个近代平 等条约 ：1874年《中秘条约》 ；第一个电报局 ：1880年设立于天津的中国电报总局；第一条自建铁路：唐胥铁路；第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支近代远洋海军：北洋海军；第一部海军军制； 第一面中国近代国旗；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第一个海军基地……
是他推着中国走上了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但这些“第一”阻力重重，有时甚至进两步，退一步。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边境只是短暂地平静了几年，到了19世纪70年代，沿海再度吃紧。在晚清文武之中，最早提出兴办铁路的大员也是李鸿章，他的原始 出发点仍是为了加强海防。在1874年清廷组织的海防大讨论时，李鸿章第一个递上奏折，全面地提出了他的洋务自强战略，其中格外强调了铁路的军事意义： “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当不至于误事……”而朝廷内反对派的理由则是：“开铁路，山川之灵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
李鸿章的聪明与狡猾，就在于他懂得阳奉阴违的艺术。1880年，李授意唐廷枢上奏要求修筑运煤铁路，为免朝臣非议，还特意声明：这条铁道不设火车机头，以 驴马拖载，才好歹得到了恩准。
李鸿章当然不会满足于马拉驴载的车皮在铁路上缓缓滑行，他一直伺机争取更进一步。1881年，唐胥铁路通车时，是有机头的，由英国工程师设计、中国工人制 造的“龙号”蒸汽机车头，成为中国第一条铁路上的第一台机车头。但通车没多久，“机车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机头被下令禁止使用，运煤 的车皮再次被驴马拖载所代替，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最大的笑话之一。李鸿章迂回前进，6年后，当铁路大讨论再次提到清廷的日程之上，他耍了个小心眼， 决定设法送慈禧一个小礼物，让西太后亲眼见识一下火车的魅力。
送礼是没有阻力的。于是，1888年，古老的皇宫西苑，从中海紫光阁起，经北海阳泽门北行，直到极乐世界东面的镜心斋，出现了一条由法国人全额赞助的 1500米的微型铁路，与此配套的还有一台小火车头和6节小车厢。这个可以快速行进的“玩具”，成了皇亲国戚们在深宫后院的游览花车，大开眼界的慈禧转而 明确支持铁路修建，长达十余年的铁路大论战，最终洋务派取得了胜利。
李鸿章精心策划的那条中南海里的小铁路，后因慈禧厌烦了宫闱中时有机车声响，又将机车头驱动改为由太监们拉着车厢在轨道上缓缓滑行，成为晚清末年荒诞滑稽 的另一幅插图。
甲午战争一败涂地
李鸿章曾自比“破屋裱糊匠”，时代危艰，清廷风雨飘摇，他能做的不过是东修西补，挽回不了颓局。
作为西洋枪炮的终生崇拜者，李鸿章一直致力于中国军事力量的振兴，为北洋海军建设耗尽了后半生。从1875年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的十几年中，中 国在数千公里的海防线上装备了25艘舰艇，其中从国外定购的有14艘，包括两艘巨型铁甲舰和7艘装甲巡洋舰，而“定远”、“镇远”两艘铁甲战舰，为东方第 一巨舰。
但这支海军命运多舛，先是撞上千年罕见的“丁戌奇荒”，然后又遇上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使这支舰队的有限经费多次被挪用。据姜鸣先生在《龙旗飘扬的舰 队》一书中考证：慈禧的颐和园工程共挪用海军经费750万两，等于吞掉半支海军舰队。
甲午战争之初，在全国上下一片主战声中，李鸿章处境甚为孤独。陈寅恪的弟子石泉先生在他的《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格局》中认为：当时对中日军事实力悬殊，以 及对自身军备的弱点，其他官员都不如李鸿章心中有数，北洋海军的军力仅够自保，完全不足以应付境外开战。而以清流党人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对李鸿章的隐忍 妥协，不肯增兵备战，惟事寻求外援的做法，已经不能忍耐。
这场战争几乎还没开打就注定了败局。“清流”翁同龢跟李鸿章是多年的冤家对头，在海军的经费问题上对李多有牵制，最要命的一次是1891年，翁作为户部尚 书（相当于现在财政部长），居然让清廷停发海军两年的购船经费。所以李鸿章在战争爆发时怒对翁同龢：“你还有什么话说？”
国内“主战”、“主和”两股政治势力相持不下，影响到作战的指挥与策略。开战以后，丁汝昌奉李鸿章之命，因海军快船不敌日本，不可轻试，故颇慎重，惟“游 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以防护北洋海口，牵制日本海军行动而已。国内主战派则认为他拥舰自保，“偷生纵敌”，向清廷嚷嚷要临阵换帅，惩办丁汝昌。
类似例子在甲午战争中俯拾皆是，可以说，中国人一边在与日本开战，一边自己在窝里掐架。
甲午战败，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代表国耻的《马关条约》一签，“卖国贼”这顶帽子就死死地扣在了他的头上。事后李鸿章对人说，他一生事业， 至此扫地无余。李常常自叹：“吾被举国所掣肘，有志焉而未逮也。”
马关谈判期间，李鸿章遭日本浪人行刺，弹中左颊，血流不止，这次颜面尽失的马关之行深深刺激了他，他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洲回来，在日本 换船时，怎么也不肯乘上摆渡的日本小船。最后人们只好在两条大船之间架起一块跳板，扶他过去。
两年之后，李鸿章的忠实幕僚吴汝纶赴日本考察教育，当他来到签订《马关条约》的春帆楼上，看到当年李鸿章谈判时坐的椅子比别人矮了一截，不由悲从中来。同 行的日本人请他留下墨宝，吴汝纶写了4个字：“伤心之地”。
《中俄密约》的骗局
在李鸿章签署的丧权辱国的条约里，有一份代表清廷跟俄国签订的《中俄密约》，当时极为保密。清廷的目的，无非是想与俄国建立防御同盟，但沙俄开出条件：你 得让我在东北修建铁路。铁路一旦修到了海参葳，无疑大大增强俄国在远东的实力。
《中俄密约》的真正内容，在签订后的几十年中一直是个谜，舆论沸沸扬扬，各国间谍无孔不入想得到情报，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甚至刊出伪造的版本，清 廷则因为这份说不清的密约承受了巨大压力……其真实情况直到清王朝和沙皇俄国政府都被推翻后，两国政府从前朝档案卷宗里发现了真正的《密约》原件，将之公 布于众，事情才大白于天下。
1979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回忆录，维特是当年李鸿章的谈判对手，也是签订密约的主要当事人之一。这些知情人在世时不便发 表的真相一旦公布，人们这才知道，原来当年李鸿章被骗了。
照维特回忆录里的描述，沙皇俄国提交给李鸿章签署的密约是被暗中调了包的，中国方面完全蒙在鼓里：
……他（主持签字仪式的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看了看表，那时是12点一刻。他轻敲了几下，招呼侍役，然后转向会场道：“时间已经过正午了，我们去吃午餐吧， 然后我们再在协定上签字。”
我们于是都去进午餐。只有两个秘书在我们进午餐的时候，又将文件誊录了一遍，并作了必要的改正。午餐前已经传阅过的两份文件，被悄悄地用两份新的抄本换掉 了。在这两份新的抄本上，正式由一方李鸿章、另一方洛巴诺夫和我签了字。
维特还在回忆录中这样评价谈判对手：“李鸿章是十分率直而且认真的”、“以李鸿章的智力和常识来判断，他要算这些人中很卓越的一个”。他同时承认，“那时 登位不久的尼古拉皇帝，正急欲在远东扩张俄国的势力……被一种夺取远东土地的贪欲迷住了心窍”，“是我们自己违反了协定，才造成今日远东的局面。这是一件 背信和昏聩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事”。
李鸿章万没想到自己的谈判对手是这样一群背信弃义的虎狼之辈，欧美之行回到天津时，他还以为做了一件好事。他对来访的黄遵宪不无得意地说：“ （此约可保）20年无事，总可得也！”但事实上，不要说20年，连两年的无事也没有保住。
临事方知一死难
79岁高龄的李鸿章，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内外交煎，累月发烧吐血，卧床不起。在他临咽气之前数小时，俄国公使还不放过他，来病榻前纠缠，逼其画押把 整个东北作为俄国的“保护地”。李鸿章这次再也不肯上当，抵死不签，继而引发大吐血。
俄使走后，李鸿章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即刻向儿子李经述口述遗折，呼吁自强，在遗折中，李提出了“举行新政”的政治观点：
伏念臣受知最早，荣恩最深，每念时局艰危，不敢自称哀痛，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瞑。现值京师初复，銮辂未归，和议新成，东事尚棘，根 本至计，处处可虞。窃念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伏读迭次谕旨，举行新政，力图自强。庆亲王等皆臣久经共事之人，此次复同更患难，定能一心勰力，翼赞讦谟，臣 在九泉，庶无遗憾。
临终，他嘴里还在痛骂向慈禧力荐义和团的前任山东巡抚，“毓贤误国！”
正如毛泽东评价李鸿章的那一句：“舟大而水浅也。”他是个强人，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已经是末路了，大舟被小水所误，徒劳搁浅，是个人在时代中的悲剧。
忠心耿耿跟随了他40年的老臣周馥此刻守在李鸿章床边，见李已经咽气，但双目炯炯不闭，遂哭出声来：“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去吧！”李鸿章“目乃 瞑，犹溜涕口动欲语，可伤也”。（周馥《李文忠公七律诗》注）
所谓“未了之事”，在临终病榻上，李鸿章曾口占一绝。在这首绝笔诗里，诗人兼政治家李鸿章不但道出自己孤身一力难扶大厦的悲凉，也似乎预见到了自己将背负 重大骂名，成为祭坛上代人受过的牺牲品，一些意象甚至暗伏了清朝的没落与衰亡：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最终笔锋一转，把对个人悲剧的伤痛转向了对国家命运的担忧，他对后继者的叮嘱——“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其情怀与语气，几乎与著名的“革命 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如出一辙——当然，李鸿章与孙中山，所代表的阶层不同，所维护的政权不同，所崇尚的政治理念也大有差异，但中堂大人临终时流露出 来的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热望，也许跟中山先生一样真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局限，作为晚清老臣，无论李鸿章受到怎样的臧否，他都 确实尽力把自己的这一棒传递了出去，一代一代中国人，就是秉着这股自强的心劲，各执信仰，各走一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