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rch 6, 2010

中国企业:赴美上市变赴美上庭?

虽然香港去年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首次公开发行(IPO)市 场,但对许多中国内地企业来说,美国资本市场仍是首选的融资之地。

值得投资者担忧的是,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正被诉诸法庭,理由是他 们的招股说明书涉嫌包含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据斯坦福法学院(Stanford Law School)证券集体诉讼信息交流所统计,在过去十年里,美国国内针对外国企业提起的证券集体诉讼案数量稳步上升;去年此类案件占到总数的20%左右。

目 前在美国面对集体诉讼的中国公司大约有16家,多于其他任何一个外国。这些公司被起诉的原因是,他们在IPO之后发布的财务结果,据称与招股说明书中的财 务报表显著不同。这导致他们的股价下跌,给投资者造成了损失。投资者如今认为,自己当初买进这些股票的价格被人为抬高了。

诉讼理由包括:未披露公司主要经营资产是非法收购的;未披露公司难以确保充足的原材料供应;使用内部估计数字,而非实际的历史营收和利润数据;由于 主要高管人选在IPO前没有落实,导致薪酬成本高于预期。

亚洲公司治理协会(ACGA)秘书长艾哲明(Jamie Allen)表示,在美国受到集体起诉的外国公司有这么多来自中国内地,表明中国企业在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严重问题。

艾哲明认为,中国企业往 往认识不到美国人多么热衷于诉讼,也并不总是理解规则,而且风险控制措施不完善,这一切都使中国高管暴露于风险。

“在其它情况下,有人可能 会抱着更怀疑的观点,指责管理层故意误导投资者,以使公司股票获得更高估值,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自己企业的情况与所说的不符。”

“不管是哪 种情况,管理层都必须明白,在美国被人抓住把柄的几率相当高,而集体诉讼绝非一家新上市企业所想要经历的遭遇。”

在他看来,一些中国企业成 立不久,上市太早了。

“如果他们今后想要融资,他们应该更加清楚自己面临的风险,更加诚实地披露财务报表。他们的报告必须如实公开企业的财 务状况、经营结果和现金流量,以及在内控机制上的不足和实质性缺陷。”

艾哲明表示,中国高管应当明白,如果他们以一份不诚实的招股说明书误 导投资者,一旦被发现,就会在媒体上遭到痛骂,很可能致使声誉大跌。

但他也指出,香港同样有一些招股文件在准确性方面受到质疑。

“我 们看到,一些公司在申请上市前一至两年内的财务数字明显虚高。”

他表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负责IPO审批的上市委员会正在推行一项措施,旨 在促使企业加强风险披露,因为许多IPO招股章程在风险披露方面存在缺陷。

他表示,香港监管部门有时会起诉企业董事进行了误导性和虚假的披 露,但这种行动并不常见。

艾哲明指出,投资者应当对IPO新股保持警惕。安本资产管理亚洲(Aberdeen Asset Management Asia)投资经理兼公司治理主管彼得•泰勒(Peter Taylor)也持同样观点。

由于认为招股文件充斥着虚 假信息,泰勒更喜欢投资于业绩纪录稳健的公司,而不愿投资IPO新股。

他表示,任何市场都存在招股文件包含虚假或误导性信息的问题,但由于 中国公司上市量较大,这个问题在中国更加突出。去年全球IPO总量中,中国公司占了45%。

“这些有关虚假信息的指控并不令人奇怪。奇怪的是,人们这 么愿意相信招股说明书上的东西,而18个月过后他们又改变了想法,认为他们可以起诉,因为他们相信了本不应该相信的东西。”

RiskMetrics 的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表示,亚洲IPO新股的风险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招股说明书上有的,二是招股说明书上没有的。

他 指出,招股文件中可能会披露合约效力、与政府关系以及产权不清等方面的信息,但这些信息往往隐藏在文件中不引入注意的角落。

“更让人担心的 是那些招股说明书上没有列出的。当然不只是中国有这样的情况,但中国是个大国。有时候,如果不实地参观工厂,东摸摸西碰碰,你就很难弄清自己要买的是什 么。单纯依赖招股说明书风险很大。”

他建议投资者花时间去了解待上市实体的治理情况,如管理团队、与母公司的关系,以及依赖关联方交易得到营收和/或原材料供应的程度。

他 着重指出,那些从国有企业剥离出来上市的实体,可能缺乏作为独立实体的历史经营数据。

“如果使用的是预测和内部估算数字,那么投资者必须质 疑这些预测的可靠性。”


中国:无限增长还是濒临崩溃?

人们很容易对中国兴奋过度。一旦看多者停止预测近乎无限的 增长,不再竞相宣布一个比一个更早的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日子,看空者就开始宣称中国已濒临崩溃。过去两个月,有识之士的共识似乎已经从前一种观点 转变成后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实,令人可喜。尽管2009年实现了骄人的增长,但中国仍然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去年的增长质量实际上加剧了这些 问题。许多观察家如今似乎刚从梦中惊醒,开始正面这个事实。

中国存在结构性问题,不应让我们感到惊讶。没有人有理由指望,一个国家上层建筑 的顺应速度能赶上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变化。而上层建筑不相适应必然会形成几段艰难调整时期。历史上每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都是如此。

但是我们需 要设想中国可能会如何调整。正如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情况一样,中国相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口增长构成了最严重的不相称状况之一。当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 额极小时,中国应对国内经济萎缩的传统措施——提高基础设施和产能投资——对全球国际收支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世界其它地区很轻松就能吸收随后出现的出口 激增。

而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其贸易顺差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也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之一。这限制了中国应对国内经济萎缩的 能力。世界不再能够轻松接纳其增长政策。

中国的金融体系和应对政策会有所调整,但既不会很容易也不会很快。增加私人消费在中国GDP中所占比重,需要取消许多将收入系统性转移出家庭部门的 方法,用于补贴制造业、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开发领域的投资。

和平常一样,调整的速度及痛苦程度将主要取决于国家的资产负债状况。资产负债表不 稳定的国家调整起来会粗暴而快速;资产负债表较为稳定的国家能够放慢调整速度,从而降低社会成本。

中国问题专家早就知道世界似乎突然才意识 到的一个事实: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上的债务要比人们以为的多得多,特别是不稳定的或有债务。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断定:中国已濒临崩溃。但这只是基于对中国 资产负债表的片面了解。没错,中国的债务的确比许多人设想的要多,其中大部分以不可行的低流动性资产为抵押,但债务的流动性也比我们想象的要低得多。资本 管制、高储蓄率以及有限的投资选择,将使中国能够在调整期间保护好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中国会崩溃吗?不会。中国可能会经历痛苦的金融紧缩, 但这并不一定会导致增长率暴跌。相反,中国将下大力气解决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的问题——随着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有利的人口状况出现逆转,这两个问题将 使中国的增长显著放缓。但与此同时,中国还将面临三种更加有利的局面。

首先,中国将继续快速实现城市化,这将提高家庭收入,创造新的增长来 源。其次,即便劳动力减少,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也会提高工人的生产力。第三,剧烈紧缩将迫使中国政府最终开放金融体系,将资源从效率低下的国有部门 转移到中小企业,从而提高生产力。

中国的增长几乎必然会显著放缓,但尽管如此,这个国家还是会继续以比世界其它地区更快的速度发展。它在全 球GDP中所占的份额也会上升。

每一个成功的新兴国家都经历过增长的中断,而且与看多者疯狂的宣言正相反,最近几十年,就连中国也经历过至 少三次经济危机。否认出现艰难调整期的可能性毫无历史意义。但调整不代表着崩溃。

中国宏观政策重心开始转换

全球金融危机之下,2009年中国经济依靠中央政府的大把 撒钱成功“保八”。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后劲问题始终是一大心病,政府拼命投资不可能一直走下去。今年的经济增长形势好于去年已无悬念,甚至开始呈现出过 热的迹象,去年特殊时期的特殊宏观政策在年内进行重点调整也就不可避免,刺激政策逐步退出也是正在进行时。

安邦特约经济学家巴曙松教授日前 表示,2010年宏观政策的一条重要主线,就是从2008年底以来为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超常规刺激政策中退出,回到正常环境下的正常化的宏观政策,退出 进程目前已经“棋到中盘”。“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目前宏观政策的重点已经不在经济增长。”巴曙松认为,从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和管理通胀预期三个目标的平 衡看,结构调整和管理通胀预期随着经济增长趋强而变得更为重要,其政策着力点可以说是避免宏观经济的大起在短期内导致通胀压力加大、经济结构恶化,从而使 经济的上升周期持续更长久。

如果说去年特殊时期,中国经济调结构让位于保增长,重量轻质现象非常严重,那么今年在经济增长无忧的态势下,尽 管“双宽”政策基调仍旧不变,但宏观政策的重点转换已是板上钉钉。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复苏的强劲,去年三季度以来,从中央高层领导的讲话来看,很明显地 一个迹象是——谈保增长开始减少,谈调结构趋于增多。

当然,结构调整并非易事,不过,从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对产能过剩行业的“狠心”围剿和 部分产业振兴规划的“变形”来看,这次是越来越像“动真格”的了。在此之前,消息人士更透露,今年3月的“两会”报告将拟“扩内需、调结构、促改革、惠民 生”新“十二字”方针,未有再提出要“保增长”,显示中央宏观政策中“保增长”的分量将会进一步减弱,甚至从宏观政策中消失。

而今年首月的宏观经济数据也显示出中国经济向好背后的调结构压力和通胀风险——2010年1月份宏观经济数据显示,CPI同比上涨1.5个百分点, 环比上涨0.6个百分点;PPI同比上涨4.3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0个百分点;全国房价同比涨9.5%,环比上涨1.3%;出口同比增长21%,进口 同比增长85.5%;新增贷款1.39万亿元,货币供应量持续高增长。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挪威等国率先加息,西方发达经济体探讨刺激政策 退出,全球性通胀预期渐明,国内通胀压力更是日益加大。安邦此前已经多次强调,中国经济强劲复苏的背后,通胀风险不断加大,刺激政策退出已势在必行。去年 四季度以来,中央开始正面回应通胀风险问题,并将管理通胀预期列为去年四季度调控重点。而监管层更是加大了货币政策动态微调的操作力度,以应对资产价格泡 沫隐忧和防范经济过热的风险,央行在最近一个月时间内更是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窗口指导也重新出鞘来严控商业银行的放贷冲动。

安邦认为, 如果说2009年下半年是中国宏观政策调控开始转折的时刻,那么,2010年就是一个宏观政策重点转换的关键年头。在我们看来,尽管中央确定了2010年 宏观经济“双宽”政策的基调,但此宽非彼宽也,强劲的经济复苏促使刺激政策退出提速,今年宏观政策的重心变调也将不可避免,结构调整和通胀风险将是年内政 策关注的焦点所在,投资者理应密切关注这种宏观政策重点调整的风险。

陈志武:“权利结构”是症结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陈志武在接受中国媒体人林涵采访 时,讨论了多年来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难的主要矛盾、金融危机期间国家权利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中国复苏中潜在的问题及出路。以下为整理后的采访内 容,由林涵和陈志武教授授权FT中文网发布。

林涵:中国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一个战略是刺激内需,转换经济增长模式,虽然这已经是 谈了很多年的一个提法,但一个值得关注的背景是,在过去一年中,政府的经济刺激政策更多的依然是按原来的经济增长模式,通过扩大投资来保增长,您认为这是 否意味着政策开始转向?

陈志武:基本思路很明显,是这次金融危机逼出来的。从01年加入WTO到08年,7年多时间里,整个中国经济和企 业,都享受到了WTO红利,让中国的劳动力和制造业优势更充分地发挥出来,使出口每年大幅度增长。但,毕竟出口不是无底洞,7年后,由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冲 击,令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经济能为中国出口提供的发展空间,越来越有限。这就把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压力推到新的高度,这次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重点转 移到国内需求增长上,是自然选择。

林涵:为什么我国多年以前就已经有刺激内需的说法,但到今天为止这一问题依然严峻?

陈志武:如果一件事经过多方多年的努力都还不成,说明问题必然在于基础制度安排上,而中国消费增长艰难跟国有制、跟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有关。根据我 的一些研究,一个国家国有经济的比重越高,那么在同样GDP增长速度的情况下,其民间消费的增长速度就越慢。道理很简单,当主要财产是国有、土地都是国有 或者公有的社会,企业产权再升值、国有企业利润再多、土地再升值,老百姓都无法感受、享受到这些资产收益,得不到财富效应,因为这些资产收入都由政府独 享。这些年的经济增长让土地升值很多,国企利润和资产都升值很多,但这些对老百姓的收入和财富没有产生影响,所以,老百姓能感受到的经济增长速度很有限。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必须要保8、保9,才能保持起码的稳定,是因为老百姓能够感受到的GDP增速只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长的一半左右,他们分享不到经济增长 带来的财富效应。

林涵:您认为当前的经济危机以及中国的应对政策,是增强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还是减弱了国家对经济的控制?怎么评价刺激经 济政策的得失?

陈志武:是增强了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强化国家对资产和各行业发展机会的占有度。近一年多,因为双扩张政策,财政和信贷,都更 多支持了国企,使国有企业的现金大大增加,让国企有更多钱去在相关和不相关的行业进行很多并购,包括房地产行业。本来,从90年代中期到近两年前,房地产 业总体上竞争非常激烈,主要是民营企业主导的,但最近一两年,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被国企并购。在最近的土地竞拍时,不少国企买出了地王。综合在一起看, 积极财政和信贷政策,以及众多政策的导向上,都偏袒国企,令政府在经济中以利益者出现的程度大幅提升。

林涵:有人把我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与凯 恩斯主义相提并论,您觉得是否具有可比性?

陈志武:存在本质区别。比如,罗斯福新政最核心的地方,是 通过立法重建市场规则,通过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提供底线保障,以这些方式对经济进行规制和调整,而不是由政府以赚钱为目的建立众多国企,既做裁判又做球 员,这不是罗斯福新政的思路。在中国往往有人借凯恩斯主义的说法,可做的是苏联国有经济的事,是计划经济的事。即使像美国在08-09年由于金融危机的恶 化,由政府出钱去支持华尔街银行等,但最近银行都纷纷将政府的资金退还,政府不再拥有这些银行的证券,这说明,政府注资只是危机严重时解救危机的办法,但 不是联邦政府将长期充任银行的股东。这些我在08年底、09年初的许多访谈中都谈到了。

林涵:您怎么分析,为什么在这样的经济刺激政策,最 先复苏的并不是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而是大宗商品市场、房地产和股票市场?

陈志武:这不奇怪,全球产能严重过剩,尤其在需求严重萎缩的情况 下,当然不能在工业等领域做更多投资,因为那样使产能过剩得更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和个人拿到资金只好去投股市、房市,往资产市场上压,由此刺激房地 产项目的大增,要盖大量的楼房。另一方面,就是由地方政府去做投资,往众多基础设施上投资。于是,不管是房地产还是各地的基础设施项目,都需要用到很多材 料和各种工程机械,大大增加对大宗商品的需求,使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北京房价09年上涨50%多,沿海房价涨幅有的地方更多。由此产生的局面,资产泡沫 风险很大。现在北京的房价和东京房价差不多,但北京普通人的平均收入是东京的十分之一左右,不需要学太多的经济学,都知道这种情况不能持续,这种资产泡沫 会造成今后的金融危机。

林涵:除了股市、楼市现涨起来之外,制造业普遍面临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情况,即所谓“成本推动型通货 膨胀”,您怎么理解这一现象的成因?

陈志武:主要是因为人民币挂靠美元,长期停留在一美元对六块八人民币的汇率上。在美元相对其他主要货币、贵金属以及资源基本上都在贬值的时候,因为 美元贬值产生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就会100%输入中国,造成制造业的材料价格上升。带来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林涵:众所周知,为了获得 出口竞争力,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源要素的价格,都是被不断压低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也成为压低中国产品价格的手段之一。为什么中国必须依靠压低价格来获得 出口竞争力?

陈志武:因为在过去的增长模式下,地方政府只追求简单的GDP增长速度。在国有经济比重这么高的情况下,一方面老百姓享受不到 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效应,国内消费难以增长,所以得靠出口,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尽管得到最多的资金支持但又不创造太多的就业,而创造就业机会的民营企 业又得不到资金,结果使国内的就业机会相对较少,因而让国内居民的收入进一步降低或者没法以跟GDP增速相配的速度上升,压抑国内民间消费的增长空间。因 此,为了给不断扩大的制造业产能,就只能依赖出口市场,通过汇率压低出口品的价格。虽然方方面面的经济发展重点放在制造业上,最近10年中国的制造业并没 有增加太多的就业机会,甚至一直在减少。这本身说明资源过多地向国有经济配置的结果是,社会就业的问题日益严重。过去10年,对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基 本上保持在民企固定资产投资的4倍左右,但从98年到现在,国有经济提供的就业每年在减少,而民营经济提供的就业则每年按几百万在增加。偏袒国有企业的结 果之一是,抑制就业增长,使劳动力价格下跌或停滞不前,压低劳动力价格又导致老百姓收入下降,并进一步压抑国内消费。

林涵:根据您过去写的一篇文章,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 一直在持续明显下降,一个数据是,1952年这一比例为69%,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已下滑到45%,2007年缩减至35%左右;与之相对照的是政 府开支占GDP比重持续上涨,从1952年16%攀升至2004年30%左右。在刺激居民消费方面,您的药方是什么?

陈志武:药方是成立国 民权益基金,将剩下的国有企业股份都装入其中,央企放到全国国民权益基金,地方国企放到各省的国民权益基金,然后将这些基金的股份均分到老百姓手里,让全 国公民分享经济增长的财富效应。

林涵:从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对应角度理解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能否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要刺激内需,改善收入 分配,就必须从政府主导的投资动力推动的经济,转变为由微观经济个体主导的消费动力推动的经济?

陈志武:的确如此,强势政府支持下的行政经 济,必然测重投资,必然侧重形象工程,因为官僚体系不是靠经济效率来决定钱应该怎么用,而是追求政治升迁资本的最大化,以此决定资源如何投放,这就必然注 重投资。可以说,权力主导资源配置的时间越长,就越导致资源低效率的使用,国有经济做了20年,结果把中国经济带到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这才为78年的改 革开放提供了推动力。可惜30年以后,我们把过去的教训忘了。所以,接下来20—30年的发展和变化,就不会像前30年这么容易了。

林涵:您在最近一篇文章中说,除了国家控制了国有资产和土地,导致国民收入收到压抑外,我国的税收和财政支出,都不需要经过人大审议。也是导致国民 收入不振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陈志武:这就是财政民主的问题,人大和政协都缺乏对征税权的制约、缺乏对政府财政预算制约的能力。要改变这一状 况,必须发挥人大系统的独立监督作用,经常性举行各种听证会,每个季度起码有两个星期,让人大的专业委员会把相应部门领导叫过来问责,例如财经委员会召集 商务部、证监会、银监会的管理层,看哪些政策有问题,有哪些不同意见,进行公开正式的问答。政府机关对人民负责的方式,就是对人民代表机构负责。

林 涵:有人要说,人大代表没有专业的能力去面对国资委、银监会,对他们进行监督。

陈志武:如果没有这样的机制,就必然像现在这样,人大代表和 专业委员会的专业性不足。你不能怪他们,因为在目前的做法下,即使他们有这样的专业技能,也会是闲置的。但,一旦公开听证会变成人大的一种常态机制、变成 一种传统,人大委员们一方面自己会有压力去学,另一方面也会找很多顾问,会自己召集研究团队做调查和准备工作,他们会被逼着去学。

林涵: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大社会保障力度,以改善人民的生活。但有一个数据,在“四万亿”资金投入中,政府承诺的保障型住房投入只到位20%,您认为在当前 的权力结构下,通过政府主导来补贴低收入群体这一政策落实的机会大吗?

陈志武:要落实这些政策,就必须有全国人大、地方人大举行各种公开听 证会,至少在专业委员会层面能举行听证,这样才能保障行政部门、地方政府会执行政策。在目前的机制安排下,保障型住房成了空文,不奇怪。

林涵:从您刚才的谈话中可以发现,国家的权力太强,而个人 权利不彰,才是过去经济增长模式导致内需不足的症结。

陈志武:是的,政府拥有生产资料、拥有并经营企业,不仅会降低经济效率,不利于就业的 增长,也会让老百姓享受不到该有的财富效应,抑制民间消费。遗憾的是, 这次危机以后,借助救经济,让国进民退的趋势大大强化。清华大学秦晖教授说的对,过去依赖“低人权”优势使中国经济成为世界工厂,靠出口带动增长。按照经 济学的术语讲,个人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得不到保护,就是个人权利的价格很低,侵犯个人的权利所要付出的代价很低,因而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可以很低。但是,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人们会要求更高的权利价格,令中国的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均衡。

林涵:当前,金融危机已经令经济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 是否将倒逼出一个更好的权利结构局面?

陈志武:金融危机带来的结果,可能与你说的正好相反,几乎所有的东西都会更便宜,包括权利的价格也会 更低,就像在传统的中国,一旦有大的天灾人祸,妻妾的买卖价格会下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在危机中通过行政手段让国有经济扩张、挤压民营经济、延伸强 制力,使私人、个人的权利相对受挤压,权利的价格在进一步下跌。

“国进民退”坏在哪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里 茨(Joseph Stiglitz)9月13日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批评美国政府经历次贷危机及雷曼兄弟倒闭,仍不能解决美国银行体系的基本问题,“在美国和许多国家,大到 不能倒闭的银行,规模已经变得更大。问题较07年金融危机发生前更加严重。”

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最近几个月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经济复苏的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威胁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真的消失了么?为了在国际市场竞争与消除 过剩产能,中国正在进行大重组,由于国企具有的政策和资源优势,本意为增强中国企业竞争力的重组异化为“国进民退”的大演练。

有地方国资委官员表示,地方并不希望国有企业独占市场,而希望出现国企、民企与外企三分天下的局面,但由于资源的集聚,市场上国企三分天下有其二。 甚至在风险投资领域,也是国资牵头,民资跟进。最大的风险不在于国进民退这一事实,而是长期的歧视使没有国资托底的民资担心遭到清算,而不愿深入风投、资 源、重化工等领域,形成巨大的心理恐慌与路径依赖,民企患上心理缺钙症。

民企生存岌岌可危,绝不是危言耸听。为弥补财政收入不足,各地查税雷厉风行。中国民营企业之乡温州是一个缩影。9月8日,温州市地方税务局瓯海税务 分局,在报纸《今日瓯海》上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刊发 《欠税公告》,企业名称、法定代表人、欠缴税(费)3个栏目一应俱全,初步统计共涉及约250家企业等。其中该市泡沫塑料厂最多欠税近50万元,最少的景 山来来糖果杂店等4家小店各欠税45元。

大规模查税使温州市8月份完成财政收入比去年同期增长21.8%,其中地方财政收入同比增长31.2%,均创今年来新高,与其说这是温州经济回暖的 缩影,不如说是中小企业生存困境的写照。事实上,温州企业订单稍有上升,远未到复苏的程度。温州某开发区的一位企业负责人抱怨,如今温州的投资环境非常恶 劣,政府官员效率低下,土地等生产成本大幅上升。

民企的产业资本实力削弱,流向股票与房地产市场。据从事房地产研究的朋友告知,从今年4、5月份开始,长三角的产业资本流入房地产市场推高了房价, 导致高档商品房价涨量升。原本预计8月份随着信贷规模缩小高档房投资需求有所减弱,但豪宅的疯狂热销说明这一过程仍未结束。最新的数据是,由于山西等地的 煤矿重组,将有1000亿元以上的资金流入以房地产为主的投资品市场。

金融风暴横扫之后,最大的特点是赢家通吃,在美国是五大金融机构占据市场,在国内则是占据优势资源的大企业,从实体经济领域深入虚拟经济领域,从股 市到楼市,大型产业资本显示出实体与虚拟经济通吃的迹象。

央企新地王是典型案例。2009年9月10日,中国新地王诞生,中海地产以70.06亿元拍得上海普陀长风6B、7C地块,折合楼面地价为 22409.3元/平方米,溢价率达129%。这一报价高出上届中国地王北京广渠15号地块近30亿。就在两天之前,首度进军南京市场的保利经过150轮 竞价,以总价15.92亿元、溢价87%创造了当地新地王。

如果算上央企金融机构,央企在房地产市场攻城掠地还在进行。从8月3日到9月13日,上海写字楼市场的大宗交易额达82.26亿元,其中中国农业银 行花37.7亿元买下37个楼面。据易居中国分析师薛建雄披露,8月中旬,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下属的国投亚华,以9.58亿元买下了位于虹口北外滩的上海港 国际客运中心1.5万多平方米的办公楼,成交均价达59500元/平方米。此外,地方的上海农村银行、宁波银行也有意加大在写字楼上的投资。

据中国银监会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共有40多家央企 设立了财务公司,53家重点国企中有30多家已有财务公司,而设立财务公司被认为是产业资本进入金融资本的开端。以中海油为例,旗下已有财务公司、中海信 托、自保公司、投资控股、中海基金、海康保险等6家金融机构。另外,如希望集团通过民生银行每年的赢利占到整个集团的80%,早在金融市场长袖善舞的宝钢 则占到1/3。

“国进民退”让资本和市场份额向国有部门集中,同时国有部门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互相渗透,利润向国有部门加速集中的趋势已经出现。正如美国华尔街 的投行一样,危机的种子在繁荣之时就已经种下。当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购买力最终无法消化国有部门巨大的产能时,国有大型企业和大型金融机构互相捆绑风险,将 造成货币信用的急剧下降,必然殃及整个中国经济。

陈志武的“民享”观

如果要用一本书给中国人拜年的话,我会不遗余力地推荐耶鲁 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新书《陈志武说中国经济》。我认为每个中国人都有必要来读一读这本书,有以下几个理由:

一、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 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本书涉及到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虽然不像炒股赚钱、买房结婚那么直接,但却是最根本、最长远的。

二、经济学 家在中国很风光,是舆论经常关注的对象。这本书汇集了一位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代表性观点,人们可以通过本书了解经济学家看待世 界的方法,并感受经济学家是否如传说中的那么聪明或肤浅,冷酷或热心;他们之间的分歧又是怎样的。

三、《阿凡达》开创了电影历史的新纪元, 说明好看是硬道理。这本书的内容以对话形式展开,通俗易懂,适合任何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阅读。

从“国有”到“民享”:百姓权益的代言书

说这本书与中国人的切身利益相关,是什么意思?

一个国家的财 富,主要由生产性资产构成,如工厂、机器、矿山、大楼、桥梁、土地、公路等等,有了这些资产,社会才能源源不断生产出人们日常所需的消费品。中国是公有制 国家,过去国有资产占全社会资产的比重是绝对大头(估计在95%以上)。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大部分研究者认为,这个比重已经下降到三分之一左右——但不 包括国有土地的价值。

从中学的政治教科书开始,我们每个人被告知,国有资产是归“全民所有”的。但在今天的中国,普通人不会因为国有资产的 增值而感到自己的财富有所增加,这是因为中国的国有资产从来没有以明确契约的形式落实在每个人头上。不仅如此,理论上归属全民所有的国有土地,由于政府限 量供应而推高房价,成为当下中国大多数家庭安居乐业的主要障碍。

中国政府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家”。陈志武在书中估算,国有土地总价值 差不多是50万亿元人民币,央企加上地方国有企业大概有11万多家,资产价值约29万亿。这就是说,除了每年不下5万亿元的财政收入,中国政府坐拥近80 万亿的资产,且后者以每年不低于8%的速度递增;相比之下,全国的居民资产不过28万亿。

这样的景象,不管是比尔·盖茨,股神巴菲特,还是 文莱苏丹,沙特王子,见了都得自愧不如吧。

最可悲的是,中国社会不但很难从国有资产中获益,反而受害不浅。国有企业后面的股东是政府,它可 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制订和解释各种政策法规,排挤竞争对手。电信、石油、钢铁、邮政等行业中出现过很多案例,表明只要国有企业进入任何行业,那里的民营企业 就很难平等竞争,重要的法治规则被破坏。并且,一旦国有企业在重大行业中形成垄断,经常会以高定价抬高下游产业和居民消费的成本,损害社会的整体福利。

陈 志武主张,把80万亿国有资产以基金的形式发放到每个老百姓的手中。具体做法是把100多家中央国有企业的资产改组为国家层面的国民权益基金,31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也各自成立基于当地国企产权的国民权益基金。这样,全国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老百姓按人头领取这些国民权益券——这些证券可以长期持 有,也可以交易,由国民自愿决定愿花多少价钱,去交易哪个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

结果是什么?从微观、静态的角度看,每个中国公民可以领取到价值6万元左右的资产证券,一个典型的五口之家(包括夫妻、老年父母以及独生小孩一个) 可以增加30万元的资产财富。假如这些资产的价值每年按GDP的速度增长,再加上基金分红,每家每户每年可以增加3万多元的资产性收入。这30多万元,对 很多贫困家庭而言,将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一旦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将对中国的经济转型、法治建设和政治改革产生举足轻重的影 响。

“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在这个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人或组织在标榜自己为人民服务、为百姓代言,但从这本 书阐述的问题和价值来看,我认为陈志武是一位真正的民众权益的代言人。

透视“中国奇迹”,破解经济、社会转型谜题

过去半年多以来,全球经济触底反弹后,“中国热”再次升温。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不仅在危机后率先复苏,“保八”成功,还 能扮演掣肘美国、拯救世界的角色——就像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山在表演的小品中所说:美国人有什么了不起,不是还得向咱们借钱吗?

《陈志武说 中国经济》对“中国奇迹”和中国经济转型作出了逻辑完整的解释。

在陈志武看来,“中国奇迹”并不稀奇,是中国经济改革顺应世界潮流的结果。 过去三十年间,中国保持着8%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均GDP每10年不到就翻一番,这似乎很神奇,但只要查阅历史,就知道很大程度上,这只是在重复东亚 国家在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在更早时期的经历。

今天,中国GDP的85%来自现代工业和服务业,包括能源、金融、制造业、运输业、互联网、电 脑等,这些都来起源于西方;中国的产品能流通于全世界,成为新的“世界工厂”,也离不开由西方国家建立的自由贸易体系。可以说,“中国奇迹”是由世界已有 的成熟的现代工业技术和自由贸易体系奠定的。

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是打破政府对经济的垄断,让老百姓自己决定做什么、不做 什么,做的东西怎么卖、到哪里去卖,得到的收入怎样分配、剩下的钱如何再投资,等等,一句话,就是给个人以自由。因为有了这一“释放自由”的政策主旋律, 才使中国能够分享发展了两个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全球贸易秩序的好处,在短时间内取得别的国家几十年、上百年才能取得的经济成就。

不少人在谈论 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问题是:中国的经济高增长还能持续多久?这种高增长背后是否潜伏着隐患?

陈志武认为,中 国自2001年“入世”以后,“中国制造”风靡世界,经济得以高速增长,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WTO红利快用完了。特别是本次金融危机以后,世界各国对中 国商品出口的抵制情绪高涨(这里还涉及人民币汇率问题),中国以出口主导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并且,这种增长模式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也使中国 社会无法承受。所以,中国必须转型经济,要靠增加内需,大力发展服务业即第三产业,才能保证持续、健康的发展。

中国经济转型最大的障碍是什么?一是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国 有,使得大部分中国百姓只有劳动收入,没有资产性收入,消费能力很弱;而且由于掌握着大部分资产和收入的政府喜欢把钱投入到高楼大厦、标志性建筑、基础设 施和各类形象工程上,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靠投资和出口驱动、而不是内需驱动。二是在经济转型中,第三产业——包括金融、信息、文化创意等行业的发展对新闻自 由、信息公开、司法公正等制度环境的要求非常高,而在这些方面中国又做得远远不够。

鉴于此,陈志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建言重在两点:一是国有 资产(包括土地)民有化;二是以权力制约与民主法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他认为,权力制约、民主法治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而是牵涉到每个人的工资、收入、财 产等利益攸关的事;在建立民主法治的过程中,让更多的人拥有自己的财产、而不是依靠政府去生活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处于被动的、 处于求国家、求政府的位置的话,我们每个人是不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

应该说,《陈志武说中国经济》一书的核心观点并不新颖,是信奉 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经常谈论的,但这本书全面地阐述了这些观点。读者如果只想通过一本书迅速了解市场派经济学家(或称“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 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看法,这本书提供了很好的选择。

炮轰郎咸平“不负责任”——谁是真正的百姓经济学家?

接触过陈志武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性情温和、为人宽厚的学者。但想不到的是,他对另一位“百姓经济学家”郎咸平的批评却尖锐犀利、毫不隐讳。

在 《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的开篇中,有这么一段对话:

问:您会因为观点的不同而疏远一个人吗?

陈志武:观点的不同本身不会疏远一 个人。但是我……不希望任何人利用这种情绪、一时的情绪,或者利用这样的一些机会,为了个人名声的上涨,而去没有原则地做一些煽情或者是操纵的运作。

问: 您觉得作为一个学者应该客观,而且应该对社会负有责任感吗?

陈志武:换句话说,就是我觉得他(指郎咸平——笔者注)当时做的这些事,过分地 煽动民意来为他自己的利益服务,我觉得对他这样身份的人来说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上述对话内容的背景是:在2004、2005年间,郎咸 平猛烈抨击“国退民进”改革,呼吁停止产权改革,甚至提出“大政府主义”、“严峻刑法”等主张。这种主张遭到陈志武严词反驳。陈志武认为,“国退民进”改 革中的问题根源在于政府运作不透明、缺乏独立的外部监督,但改革的方向不能否定,加强国有企业和“大政府主义”只会把中国推向历史倒退的深渊。

由 于思想和价值观严重冲突,陈志武与郎咸平在这场争论后中止了往来。

颇富戏剧性的是,事隔五年,当陈志武出版《陈志武说中国经济》时,郎咸平 的新书《新帝国主义在中国》也同时上市。在书中,郎咸平自诩为百姓经济学家,称帝国主义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新帝国主义不仅仅掠夺自然资源,而且要牢牢控 制从农业到工业到各种可能牟利的产业,最终实现从思想上控制一个国家和民族,“我们该怎么办呢?毛主席的一句话非常具有指导意义: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这 里建议广大读者:把这两本书对照阅读,鉴别一下谁是真正的“百姓经济学家”,未尝不是一件有趣的事。

作者就职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 院,任光华智库主管

开发商1.8万亿的暴利哪里来?

2009年在房价暴涨的支撑下,商品住宅销售额猛增了八 成。对中国的开发商来说,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和“可圈可点”的一年: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报告表明,2009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93713万平方 米,比上年增长42.1%。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增长43.9%;当年的商品房销售额也比上年增长75.5%,高达43995亿元。

尽管到了年末,中国国务院常务会出台了新的“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调控政策措施,但决策层对2009年房地产市场总的评价看起来也“很正面”: 高层不仅肯定了房地产救市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成效”,而且还认为当年的中国房市“对于提振信心、活跃市场、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促进住房消费和投 资,实现保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在2009年房地产市场“欣欣向荣”的背后,作为决策层似乎忽略了它对社会政治层面所产生重大影响:以高房价和房地产暴利为特征的2009年中国 房市,究竟给中国城市社会的各阶层的财富分配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这样的“逆向二次分配”,在极化贫富不均和两极分化同时,给社会的稳定和谐又带来了多大 的负面效应;它所引发出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又该如何解决。

国际上通常用房价收入比来分析国民的买房负担。根据各国的惯例,房价收入比在3—6之间为合理的房价水平。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加权计 算,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房价收入比为9.7.,这比国际上公认的房价最难承受地区(房价收入比为7)要高出近40%。实际上,如果走进中国大中城市 的现实之中,一套市区90平方米商品住房的平均房价,已达到房价收入比的15—20以上,超过25以上的大城市也绝不是少数。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数 据计算,2009年中国城镇销售的商品住宅的平均价格为每平方米4571元。如果扣除所包含的经济适用房的因素(2007年全国商品住宅的平均价格比经济 适用房价格高出一倍以上),2009年中国城镇商品住宅的平均价格每平方米至少超过5000元。

这里就引出一个关键而核心的问题:中国城镇居民为高房价及超高的房价收入比所多付的支出,究竟落到的谁的腰包。

开发商总是竭尽所能大造舆论,宣称高房价是由高地价和高税费所导致。确实,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中国的政府部门、尤其是各地的地方政府,从土地出让金 和房地产税费中不当过度获利。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高房价的大头,都是由政府拿去的呢?让我们还是用事实来说话。

众所周知,商品房的成本主要由土地出让金(商品房中的地价)、造房的建安费和各种配套费、税费和经营管理费用所组成。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土地出让金 和建安费。由于中国商品房的开发周期较长,开发商故意囤地捂盘现象比较普遍,所以,从开发商竞拍拿地,到完成开发和销售两个周期,加起来至少3年以上。我 们就以3年时间计算,2009年全国商品房所用土地,平均拿地时间应为2006年。而根据中国国土部“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系统”提供的权威信 息,2006年“全国主要城市”用在“居住用途”上的“地价平均值”为每平方米1681元。由于我们比较的房价是全国城镇所有的商品住房,不仅范围要比 “主要城市”大得多,而且土地出让金的均价也要比“主要城市”低不少。保守估计,全国城镇商品住房的平均土地出让金价格比“主要城市”的居住地价低三分之 一。再以1.8的容积率计算(目前大多数城市容积率已超过2,不少大城市已超2.5),分摊到每平方米住房中的“楼面地价”,就只有 623元。全国城镇造房的建安费,我们高估为每平方米1000元(以比同期中国农村建房成本高一倍计算 )。其他的配套费、税费和经营管理费,全国城镇的平均费用我们推算为600元。综上所述,2009年全国城镇商品住房的平均成本,每平方米仅仅只有 2223元(大中城市成本要比这高,但房价水平更高,利润率更大)。

国际上房地产业的利润率一般在5%上下,中国工业品制造行 业的平均利润率也在这个范围。据此推论,中国的商品住房的利润率也应在5%左右(注:这点在去年全国两会上,也由中国最大的开发商之一,恒大地产才许家印 所强调)。如果按照这样的利润水平,中国城镇正常的商品住房平均房价应为2334元。除此以外的房地产利润,都属暴利。由此计算,2009年中国城镇商品 住房的每平方米暴利平均就高达2666元(已扣除经济适用房因素)。它表明,在中国城镇的商品住房的房价中,一半以上(超过53%)是开发商的的暴利,暴 利率高达正常房价水平的114.2%。这就是说,在市民买房的所有支出中,有一半以上是为开发商的暴利“打工”。

那么,中国的开发商在2009年一年,究竟获取了多少利润呢?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初公布的“2009年全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报告计算,2009 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商品住宅销售额36769亿元,比去年增长了80%;销售的商品住房面积为8.0438亿平方米。由此可以得出:2009年中国的房地 产商,仅在对城镇居民销售的商品住房上,一年赚取的利润就高达18887.6326亿(全年的36769亿元销售额 — 全年开发商商品住房成本17881.3674亿元)。其中,属于超过行业正常利润水平(5%)的暴利部分,就高达17994.7708亿元。

这近1.8万亿元,还仅仅是开发商在销售给城镇居民的商品住房上一项攫取的暴利(不包括开发商在办公楼、商业营业用房和其他方面所获取的利润)。把 它放在整个国民财富分配的格局中去分析观察,人们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天大的秘密”,彻底了解中国的开发商利益集团,通过在国有全民土地进行商品住房的开 发,从土地主人——中国城镇居民的身上,攫取暴利已经达到何等的“惊天动地”的地步。

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月13日的报道,“2009年中国税收总收入完成59514.7亿元,同比增长9.8%”;另据财政部部长谢旭人在 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达到68477亿元,增长11.7 %”;此外,据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2009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175元,比上年增长 8.8%”。以上述数据做比较,得出的结论令人难以置信:

2009年中国开发商仅在居民商品住房上获取的暴利,已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总收入的30%;

这1.8万亿元商品住房上的暴利,同样相当于2009年的全国财政收入的26.3%。也就是说,开发商一年仅在商品住房上的暴利,比当年全国财政收 入的四分之一还要多;

把这1.8万亿元和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就可发现开发商在商品住房上的“暴利之财”,已相当于全国城镇1.05亿人全年的可支配收 入;

如果把这1.8万亿元分摊到全国城镇居民的身上(2009年城镇居民以6.23亿人计),相当于开发商从每个城镇居民的头上攫取了2857元超额利 润。而2009年国家从每个国民身上收取的平均税收,也就是4454元(2009年全国人口以13.36亿人计)。这就是说,中国城镇居民为开发商暴利所 付出的“人头费”,已接近国民平均税负的三分之二(64.1%)。

再把这1.8万亿元的暴利,平摊到每套商品住房的话(以每 套100平方米计算,8.0438亿平方米就是804万套),则表明2009年的每个买房者,平均须为开发商的暴利,多付出了22.39万元。这相当于他 们平均每户(以三口之家计)仅此就要多掏4.35年的全家可支配收入(这在一般国家已经够普通居民买到一套像样的住房了)。实际上,在一些大中城市,买房 者为开发商暴利所多付出财富,早已超过这些家庭十年以上的全部可支配收入。

这就是在现今的开发商模式下,高房价和房地产暴利对中国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格局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洗牌效应”。实际上,这样的状况不是现在才 有,而是在2003年下半年中国的房价开始疯涨后就不断的显现出来。

为了验证房地产已成了中国“暴发户的制造器”和“首富的生产流水线”,笔者曾经对开发商和“富豪”及“首富”的关联性进行过跟踪分析。结果发现,在 各种各样的富豪榜上,都充斥着“房地产”三个字。在福布斯公布的“2007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不仅一半左右“富豪”的“主要产业”都是“房地产”, 而且在前十名的“首富”中,至少有8人主营项目中有房地产(其中两个未标注“房地产”的全国家电大亨张近东和黄光裕,房地产也是其主业之一)。其实“房地 产出首富”在中国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早在“2006胡润百富榜”上,登上前十名“中国首富”中,也有6人是靠房地产一举暴富。这六人的“身价”财富,都在 100亿以上,最高的达到了160亿。据报道,上了房地产富豪榜的50位房地产富豪,一共拥有的财富总值高达2010亿元;平均每个房地产商的财富为 40.2亿元。而能够登上房地产富豪子榜的,房地产商的个人财富起码要达到15亿元,行业的门槛之高,远远“盖过”了其他所有的子榜。不过这些还是前几年 的“行情”。这几年,随着房地产市场高房价愈演愈烈,中国房地产大亨们的财富聚集速度也大大加快。曾经登上中国首富宝座的广东碧桂园老板杨惠妍,在鼎盛时 身价曾高达1300多亿港币;重庆龙湖地产的老板吴亚军,其公司在香港第一天上市,身价也达到300多亿港元;同样来自广东的恒大集团老板许家印,也通过 上市,使其身价超过400多亿元人民币,一举成为中国大陆新的首富。可以说,这几年大陆的首富的宝座,基本上是在几个开发商之间“转来转去”。

据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公报,到2008年底,全国共有房地产开发业87881个。据此推算,在2009年全国1.8万亿元的商品住房暴利中,大约有 1.5万亿元集中到私营或以个人大股东为主的股份制开发商企业的手里(全国绝大多数开发商为这两类企业)。他们的总人数全国估计有20—30万人左右。这 也就是说,仅2009年一年,这些“私字头”的开发商人均就从商品住房的市场攫取了500—750万元的暴利。相当于仅通过商品住房暴利一项,平均他们每 个人就可以把3—400人的城镇居民的全年的可支配收入“一扫而光”。从财富的“积聚能量”来说,现在的开发商已远远超过任何朝代的“剥削阶级”,“当之 无愧”的称得上当今中国的“超级大地主”阶级。

而与高房价制造“中国首富”和开发商暴富阶层成鲜明对比 的,则是普通市民在住房上的无奈和愤懑。多数人终身的收入,买不起大中城市一套像样的住房。普通的市民要买一套体面的住房,不仅要为开发商的暴利多“贡 上”四五年、甚至十来年的家庭全部收入,而且也只能通过上啃老、下拿小(让后代“前赴后继”还房贷)来实现基本的居者有其屋的梦想。正像一个房地产界人士 几年前对笔者所言,现在的卖房,是一笔买卖赚了三代人的钱。房子,不仅使刚刚成长起来的中间阶层,“成群结队”的重新成为“城市新贫民”,而且也使他们中 的多数人,成为给开发商终身打“长工”的“新贫农”——房奴。

让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使高房价对全民财富“重新洗牌”效应达到登峰造极的,恰恰是政府对房地产的“救市政策”。不过,当“被救”的开发商在政 府政策大力扶持下一个个赚得“盘满钵满”、实现了意想不到的“暴利倍增”后,人们也在耐心的等待,在住房政策和房地产市场上,政府和决策者再三强调的“社 会公平正义”之手,何时才能高高的举起。

事实证明,高房价和房地产暴利,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制造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的最大“土壤”, 也是全社会最大的“财富洗牌器”。从本质上来说,它也成为社会影响最大的“隐形财富分配机制”。 试想一下,在中国有哪个方面的利益调节,可以像房价的高低这样决定人们的富裕与贫困。不管是加多少级的工资,降低多少税负水平,还是提高养老和医疗的社会 保障标准,这一切在“高高在上”的房价面前,都显得无足轻重。

当房地产成为中国最大的劫贫济富的工具并成愈演愈烈之势,公众对房价和住房政策的审视的角度,也逐渐由经济和民生问题,越来越多的转变到社会和政治 的视野。人们有理由发出疑问:现今房地产制度体系造成的数以万计的“超级大地主”和数以亿计的“房奴”,究竟是“市场经济使然”,还是“新剥削制度”所导 致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