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ursday, June 3, 2010

中国经济面临一场注定的大崩溃?

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亚洲、非洲、南美、中东地带的人民迸发出发展的欲望,而中国商人的强劲生命力已经让全世界的商圈震惊。我们应该走出国门,以自己的智慧、资金、能力、勤劳深扎于世界各地,整个世界是我们的。

  而我们有机会融入当地经济和政治生活,参政的华人越来越多,我们不但可以成为成功的商人,也可成为当地的议员、市长、总统。无需过份眷恋故土,当华人遍及全球的时候,无处不是家园。我们的后代也将是当地主流社会的一员。

 2011大崩溃?

  有好消息吗?

  没有。

  当欧洲推出750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以免从希腊席卷而来的债券危机蔓延到整个南欧地区,从而导致欧元崩盘。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坏消息都将出笼。

  美国的失业率继续维持在9.9%,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在耗费了大量口水之后,再也无法提振人们的信心。美国走入了迷途,尚未知返。大政府的作为在金融救助、贸易保护、耗费巨大的医疗改革等等一系列浪费精力的事项上,将美国经济带入深渊。

  除了转嫁还是转嫁,国家的愚蠢导致整个经济的失衡。妄图将衰退的包袱甩给中国人,而中国人正愚蠢的步其后尘。房地产的泡沫无论破与不破,都将把中国经济带入衰退。人民币对一揽子货币的升值幅度在一年之内已经超过10%,也就是外贸企业的大多数利润已经被擦洗一空。恶性通胀正席卷而来,而股市正伴随着房产调控政策显示的流动性缺乏,和大鳄基于股指期货制造的做空机会,正沉重打击经济基本面。

  我并不认为此时西方对冲基金有过深的参与,可以明了的是我们自己的基金大鳄正在玩弄整个市场。鳄鱼可以帮助河流清理腐烂的死尸,而这些死尸正是各国的政客制造的。

  经济归于经济,政治归于政治,当政治纠缠于经济,自由市场就会变形,但不会失效。市场的报复由整个世界经济承担,而那些智慧的充满力量的大鳄正在池塘中游弋,寻找几艘大船掌舵人逆潮造就的倾覆,那里落水者众多。

  再三的辟谣,从房产保有税的可能出现到据说发改委声明地方政府不可以出房产税,到上海房产保有税呼之欲出。

  父母官的难言之隐呼之欲出:那就是老王从去年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骑虎下山,进退两难。

  给点猛料吧……

  是的,我们正和小日本当年的命运重重叠叠,一丝不苟的印在了一起,真是夫妻相啊。政策面一再在主观意识上要避免日本人二十年的萧条,为此不惜与老美对抗三年,来回折腾。但是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重蹈覆辙。

  日本在广场协议后,日元对美元连续升值,但是并没有解决美日外贸逆差的问题,却解决了美国八十年代黑色星期五之后的债务问题,由于美元对日元、马克贬值,顺利地让债务趋于平衡。这是里根主义得以成功施行的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美国成功地拖垮了苏东集团,从而在全球建立政治优势。

  而日元的猛烈升值却导致了热钱泛滥,房地产泡沫形成。日本政府、财阀集团与黑帮合谋将地产炒成一个大泡沫。黑帮在拆迁中得以壮大,而政客和财阀获得了巨额利益。这中间的利益在华尔街介入做空日本之后,极力压制日本利率长期保持零或者低利率,因为加息将导致债务利息暴涨,造成利益集团的垮台或赖账,从而压垮金融体系。

  所以,华尔街在获得超额利润把日本打趴下之后,也在嘲笑日本人把垃圾扫进地毯,假装看不见。

  我们有多少相似性?非常相似?

  叹息一声:这就是宿命了。

  Neo的宿命就是拯救锡安,牺牲爱人和自己;矩阵的命运就是维持人类的生命以维持自己系统的电力;而病毒厌倦了这一切,他要将所有都毁灭。我们的命运就是看着中国的庞大经济体走向崩溃,无法救援。

  这就是宿命。

  我说过房地产泡沫的控制完全取决于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博弈,除非中央政府给地方政府一个钱袋子,那么地方财政的依靠必将是地产财政。房产保有税的替代作用就是地产财政的生命延续力,没有保有税,没有地产财政的终结,而地产保有税是全体利益阶层,包括权贵、富人、中产阶级和全体愤怒青年的博弈,中央政府代表愤怒青年,为此已经有十多个小青年跳楼了——咦,那位说了,不是为了富士康?拜托,他们在富士康都看不到希望,出来还能看到什么希望?起码还可以住宿舍。

  有人可能会批评我没有怜悯之心,他不知道,他们和学者的同情心打开了通往地狱的大门。一个经济体需要对私营企业提供公平的发展空间,商人最大的道德就是创立企业,指导就业。至于给与青年人于希望,是开放户籍制度,让他们融入城市。这些农二代来到城市,没有户籍、没有根基,融不进主流社会,看不到希望,而他们又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在留守农村的爷爷奶奶辈那里照顾长大,溺爱和疏于教育。这是整个三十年农村城市化迷误造成的后果,为什么要私营企业来承担?

  看起来,地方政府的抱怨声与青年人撞击地球的声音势均力敌,政策面左右为难。

  可以想象的是,在世界经济接近第二次触底的边缘,政策面必将不会冒着过大的风险,继续猛烈调控房地产。抱歉,这并不意味着你又可以炒房地产,捧着银子有多远死多远。假如泡沫继续吹,风继续吹,大家基本上可以去学习张国荣了。

  再三告诫,股市在股指期货出来后就是散户的绞肉机,可以没多少人听进去。那么,钱往哪里去?大蒜能炒多少个月啊?

  钱跟着政策走。

  假如加息,地方财政就面临巨大债务风险,导致坏账,银行系统崩溃;假如房地产保有税出来,整个房产持有者就会面临持有成本增加,或有人们抛售房地产,无人接盘,此时就会出现崩溃迹象。

  一旦政策晃荡,房市就又会被炒上天。如果我是基金大鳄,抱歉,请君入瓮,准备开闸,砸人民币到不得不贬值,在股指期货做空,玩到房地产泡沫剧烈崩溃。为什么?因为人民币进入低利率时段,恶性通货膨胀,人民币泛滥,美元大量换回,热钱奔逃,正好是崩溃前夜,顺势而为,正是索罗斯等人的拿手好戏。

  这个局面什么时候出现?观察一下最近的中美谈判,看看金融和股市的裙子什么时候开放到国外资本的小弟弟足够伸进来。悲观一点,在2011年我们就会看到;乐观一些,在未来的三年里我们还有机会拖拖拉拉。

  那一刻没有高潮,只有痛苦,所有的都将崩溃。

  等到尘埃落地,我们已经在和日本人共同忆苦思甜,欢迎进入衰退三十年。

  民营三十六条将改变什么?

  2010年真是一个诡秘的年份,我们看到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政策的变化之快,让人们瞠目结舌无所适从。周末陪同一个投资公司的老总出来闲逛时,我们谈起三十六条政策,他不无忧虑。我当然理解他的忧虑,山西煤矿国进民退的惨烈状况,尸横遍野,让民营企业家不寒而栗。

  从两年前我在一系列的文章中阐述民营企业对经济增长和满足就业的巨大作用,关于国家垄断企业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低效率和窒息作用。然后你仍旧可以看到国家垄断主义的迅猛前进,民间学者的呼吁被巨大的利益所淹没。我也曾预言,在一年到两年之后,政府会重新想起民营企业,让他们来补充新鲜血液。

  这是必然的。

  从整个体系的运行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想什么、做什么行为、导致什么样的结果、然后会有什么样的后续措施。虽然政策面自己不知道后几步的节奏,但是你基本上可以想得到,由于这样的模式,比较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

  当我们科学的理解自由经济市场的运转规律,你就会知道许多行为导致的最终结果;过程的扭曲来自于政治之手的干涉,而政治扭曲的经济运行,不会逃离自由经济市场的方向和目的地,只是震荡前行而已。

  然而你能认为我们的政府精英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吗?不会的,中国的顶尖精英都在从政,剩下一些智商一般的人在从事商业,就像老王一样。那么他们为什么会做出扭曲的政策来?因为屁股决定脑袋,整个体系的运作导致了所有的政策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民营36条是一个不得已出台的政策,是一种应急措施。不能说整个上层不希望民营经济活跃,而是整个国家不同利益集团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导向。即使是36条能够真正的执行下去,那么在各个领域所面临的玻璃天花板乃至于厚厚的水泥天花板,将无所不在。

  那么年中的经济态势变化会是怎么样呢?让我们看一看经济之外,政治之手。

  土地财政绑架中国

  地方财政长期依赖于土地财政,整个中国地方政府的魔幻都在于土地两个字。我在各地游历的时候,看到地县级政府对于新城营造迸发出来的热情和快速的执行力,可以想象土地财政几乎绑架了整个中国。

  营造新城可以避免拆迁的巨大费用和民府纠纷。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所面临的地域狭小和中心城区的商业价值,造成这些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必须以拆迁改造来完成房地产的最大利益化。但是期间的拆迁纠纷和补偿费用,使得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并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政治后果和高昂经济费用。所以在中小城市,地域的容量能够成就新城的开发,避免巨大的拆迁费用和政治风险。新城的开发和炒作可以使原本价格低廉的土地变成能够产生巨大财富的源泉,而土地的升值可以给地方财政带来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同时也提供了良好的融资工具。

  在上一个月的文章里,言及中央政府的房产调控,是出于政治考量,维稳的巨大压力带来政策面的巨大变化。但是地方财政的问题是绕不过去的。虽然中央及时叫停许多地方政府的融资,但是地方债务的黑洞已经形成,这样的黑洞将考验中央政府对房产新政的耐心和执行力。

  地方财政的补充对于许多地方经济发展非常迅速的地域来说,毫无问题,比如说江浙一带、矿产资源丰富的内蒙古地带。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地方政府来说,这将是大问题。在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尤其是着黄金十年,只有沿海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出口产业,其余的地方之形成内部贸易和房地产业。房地产业是内地许多城市的选择。

  而另外一些大城市,比如说上海,也陷入了迷茫。上海作为一个金融城市的定位,并没有获得与纽约一样的发展条件,成为一个以金融服务业为主的城市。而是形成了以房地产业为核心的服务业,这样的一个城市是没有生命力的。

  原因在哪里?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体系是半市场化的国家资本主义,金融中心必定会围绕着政治中心运转。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金融中心围绕的是经济中心,所以纽约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上海连称为亚太地区金融中心的机会都没有。

  亚太地区的金融中心将会是香港、新加坡、东京。所以,上海注定是一个以房地产业为主的服务业城市,而不是金融城市。所有金融城市的表象都是虚无缥缈的。

  但是一个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城市是不会有生命力,上海的坠落就会在不远的将来看到。

  所以为什么拆迁、房地产泡沫这些事情会在上海表现出显性的矛盾,就是这么一个原因,上海必须依靠土地财政,别无出路。

  当全国各地包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依靠土地财政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魔劫,前伍佰世无修,后伍佰世无行。

  房地产会走到什么地步?

  许许多多的盲目乐观者在看房地产价格的时候,仍然保有希望说,成交量虽然下跌,但是价格坚挺。

  是的,有时候,你不得不想象说,这些盲目乐观的人或许笑到最后。

  因为你无法确定中央政府能够执行紧缩政策到何时。

  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局面呢?

  在2010年基础货币的投放仍旧超过了去年二成,仅仅是在上半年,我们就可能面临超过6000亿人民币的基础货币四处流淌。而美国和欧洲不约而同的施行了货币宽松。美国在释放美元,他压根不担心美元的坠落;现在只有黄金能够提供安全感,问题是没有那么多量。所以在美元的强势下,美国不停的在释放美元。欧元动用上万亿资金购买南欧债券,意味着货币的释放又多了一个大口子。

  美元持续低利率导致中国境内美元信贷的增长,无数热钱以此形式来到中国套利;同时,外贸美元仅仅在第一季度就增加了千亿美元,意味着国内又多了上万亿人民币流动性。银行信贷在房地产行业的紧缩,和民间巨大的流动性形成冰火两重天。

  我不相信这些资金能够靠炒大蒜棉花大豆度过漫长的下半年,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地方财政的压力,终究会直达天庭。

  问题在于换届,我们无法知道换届状态下,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如何来平衡。

  如果房地产调控的持续猛烈调控无法奏效,或有更激烈的策略出来,那么政策面就面临外部做空的压力,或有爆裂的危险。如果不继续调控,等待民众的忍耐力释放,那么房地产的暴涨卷土重来,也未免不是一种可能。

  “新三十六条”是民企的机会吗?

  当新三十六条出台的时候,我在周围民企老板的群落里看到的是疑虑。事实上,过去的两年,在几乎所有重大领域的国进民退摧毁了私营业者的信心。

  我们不能过于消极。

  自由市场经济主张在现实中的挫败由来已久,但是在这两年的表象尤为显著。凯恩斯主义的大行其道,不得不逼迫经济学界思考现实丛林和实验室花园发生什么样的错位。

  实际上自由经济学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仍旧是坚定的信奉者,无论市场如何人为扭曲,从漫长的人类经济发展史来说,所有被扭曲过的事实都将变成一根震荡曲线,终点是清晰的。

  前些日子,有网友在我的博客里留言,谈及国家开始鼓励民资进入各个领域,他的疑问是另一类屠宰还是机会?我的回答似乎文不对题:危机是中国的幸事,否则哪里来的民企机会。

  其实,我的言下之意是,市场之手已经被束缚,市长之手空前强悍。资金、资源几乎全部为政府以及有力人士控制,而这一类垄断几乎窒息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以至于陷于房地产资产泡沫的死结,难以打开。如果没有危机,怎么会释放民企的活力。

  老毛说过:天下大乱,乃至大治。

  是时,乃是屁话;但当此时,经济上的衰退和崩溃,未必是不好的消息。

  在经济和政治的浪涛里,我们需要判断哪些是可以迅速止损,那些是带来巨大利润和风险的项目。至于灰色,我相信没有人避免的了,那我们就保持低调和自由飞翔的能力。

  渡船的人船桨划在哪里?

  在经历了一年的跌宕起伏后,大多数人已经心平气和,认为经济走入了正途。许多人对各国精英的处理方式都持乐观的看法。而我从开始起一直质疑,以至于许多朋友认为我是天生的悲观心态,无法看到积极的一面。我也质疑自己许久。

  作为自由经济主张的信仰和实践者,我在生意中也秉承这样的原则,寻找合适的土壤,同时,我也表现出生意人的现实主义精神,适应周遭的环境。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对于灰色经济的游戏规则烂熟于胸。然而这只是代表我的生存能力,并不代表我对此有乐观的看法。

  但是现实社会的运转,呈现扭曲的生命力,我也开始质疑自己的理想主义是否更能理解市场。我因此写了一些文字,来做学习和反省。比如前些日子在平面媒体发表的前后两篇文章就呈现了截然相反的矛盾看法。一篇认为世界经济陷入垃圾时段;一篇文章认为在国内发展要听懂党的话,跟着政策走。当然如果你从战略层面和战术层面的不同角度来看,两者未必矛盾,却呈现我心里对政治干涉经济的力量能庞大到什么程度,没有确切的概念。

  在全球化的今天,危机时刻表现出的大政府状态,从美国到欧洲,不仅仅是国家充当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而是政治力量空前的介入了自由经济。这些表象,以至于引起索罗斯的思考,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表现了极大的生命力。我们尚不得而知,这是否是他的心里话。而且索罗斯和老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我们会时刻改变自己的观点和做法,所以也不得而知,他是否已经改变看法。

  国家资本主义在国内经济体系左右经济走向,重树经济架构,一时间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阻挡。民营企业节节撤退,极力竞争者灰飞烟灭。我和阿根廷的冯梦云老哥发生了意见相左,他的意见是中国政府处理方式在国内没有错,迅速的避免了经济危机的扩大。而他对中国投资在海外的三千亿溃败不以为然,认为国家资本的这套东西在亚非拉地区注定要失败。我个人的见解,是认为他在海外过久,对中国社会理解不深刻;但是他对中国资本在海外溃败的分析却非常到位。

  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人力资本并没有全球化。这个问题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和经济后果。人力资本被人为限制,劳工力量在各国的表现就是彻头彻尾的破坏力量。许多知识分子处于天然的良心,把自己置于道德高地,质问劳工未被保护。其实,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保护某些区域的劳工,就是扭曲整个经济的变革。全球劳工在全球层面进行竞争,而政府在各国工会力量的影响下,给游戏放置了障碍。这样的禁忌导致了几个后果,一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二是传统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衰退——因为他们缺少廉价劳工的补充;三是国家层面全面介入市场经济。

  你把世界经济缩小到中国市场,就会发现惊人的相似。国家政策在鼓励中小城镇的农村城市化,对农民向大城市移民进行限制。这就造成今天的恶果:地方政府债务危机

  我一直在呼吁农村城市化向大城市发展,开放户籍制度。但是政治力量的博弈导致中国政府完全忽视这一类观点。大城市化可以保证所有资源集约化配置,不会浪费资源。无论是公共设施建设、创业和就业机会,大城市都会把这些资源效能放大。

  地方城市化的恶果呈现在资源浪费和就业不足。我们已经看到无数个小城市的空鬼新城,以土地财政来支撑。而制造业无法自然形成产业岛,这样的产业岛只有在大规模劳工聚集的地域才能形成。比如说东莞、温州等地,无论是纺织业、家具业、五金等等,诸如此类,各个行业形成的巨大产业链岛屿才能产生成本、效率、人力资源的最大化。而中小城市承担不了这样的结果。

  政治扭曲了经济结构,就出现了地方债务、土地财政、房产泡沫、实体经济衰落等一系列问题。

  那么,欧美国家好到哪里去了吗?没有。他们人为的封锁边界,控制劳工流动,限制移民,以保护自己国内的劳工组织,完全忽视自己制造业的需求。如果有大量海外劳工的移民和补充,制造业的断裂是不会很快出现的。随着能源成本的上升,物流成本急剧增长,劳工洼地的消失,制造业本地化并不再是一种不可能。然而各国仍旧关紧大门。

  那么在面临经济衰退的时候,从希腊到美国,他们做了什么?借钱维系!在希腊这个失业率高达30的国度里,政府腐败,人民懒惰,靠债务为生;欧洲一般国家类似希腊。在美国这个失业率10的国度里,实行贸易保护,靠印刷美元消除自己的债务。在拉美大多数国家,向美国和试图向中国借钱维持财政。

  这是各国精英们做的事情,他们自以为在做对的事,以为是民众的救世主,以为世界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而自由经济市场有它的规则和宪法。

  所以我在自我怀疑的思索中,又回到自己的立场:那就自由经济市场从未失效。

  民粹主义和左倾的风险

  “不给工人谈判的权利,指望资本家的善心发作来消除血汗经济是靠不住的……”这句话是一个知名网站对于所谓血汗工厂所做调查和评论后的结语。

  我看见这篇义正严词的文章,禁不住要笑,然后心中一阵阵的悲凉,因为9成以上的被调查者对所谓的血汗工厂充满了敌意。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经济学如此昭彰的时代,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理论沉渣仍旧泛起。

  在人类近代的历史上,有一个理论造成了人类社会的浩劫,那就是资本家剥削劳工。这个理论曾经造成半个地球的人们生活在地狱之中;曾经造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一些阶段处于动荡和经济停滞的局面。

  而今天,西方劳工组织,俗称工会,造成了西方经济受到阻碍,这给中国提供了经济腾飞的机会,给中国人提供了脱离贫困的机会。

  然后现在,我开始看到义正严词的批判血汗工厂。

  血汗工厂不但是工人的血汗工厂,也是工厂主的血汗工厂!

  在市场上,当政治不干涉经济时,劳工与业主博弈,谈判与获得契约,约定双方的利益支付,一方付出劳力,一方付出资本。当资本家不遵守契约时,在市场上就会遭遇到自由竞争的威胁,因为工人会选择其余的工厂;当工人不遵守契约时,其余的工厂就会拒绝接受。

  当一个社会里政治力量插手,造成工会力量日益庞大,就会面对经济的报复,资本者可以离开,倒闭的工厂和失业的工人留下。从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知道西方许多工会组织都是黑帮。从我目前有限的从商经验,我知道目前许多国家的工会组织仍旧是黑帮!以至于阿根廷的总统不和工会合作就无法上台。这样的结果是,大企业离开阿根廷去了智利。这样的结果是无数的阿根廷本地人失业,因为即使是阿根廷自己的国家银行都恶心自己本地的劳工。

  我始终相信自由经济市场的力量,可以调和人类的自私和性本恶。自私有助人类社会的发展,民主可以制衡人类的自私不至于毁灭人类自身。资本家没有善心,工人也没有。我的每一个工人都对我说,王老板,这个世界上不给钱谁会做活?同样的,这个世界上,不干活谁会给钱?同样的,我如果是一个不顾市场竞争的血汗工厂主,工人可以迅速的离去,我会倒闭。如果工人认为在这里干活,不但可以免于饥饿和贫穷,还能有合理的收入,他就会留下,否则就会离去。但是,如果有一个工会组织,天天和我谈判,要涨工资要罢工。

  抱歉,商人的选择是以脚投票。

  这个经济的社会是商人在殚精竭虑冒着各种风险喝着自己的血汗推动的!

  在全球化的时代,人类的共同命运是让更可能多的人们摆脱贫穷,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劳工组织可以自私的要求关闭自由贸易通道,要求贸易保护主义,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你中国倒闭;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处于同样自私的目的,要求产业转移,要求就业,要求摆脱贫穷和饥饿。

  对于商人来说,最大的道德就是在市场上竞争,创建一个个成功的企业,为自己谋取财富,从而为人类社会提供就业。如果发达国家的劳工组织自私到要企业毁灭,资本家可以去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要这些资本,向发达国家学习劳工组织的贪婪和无休止的欲望,那么商人有继续告别的权利。

  这个世界不是平的,有二十亿人还在穷困和饥饿中,他们需要商人的创造力,需要就业,需要和发达国家的劳工组织成员一样的生存权。

  他们唯一不需要的是虚伪和贪婪,贪婪会剥夺他们生存的机会;而商人不需要怜悯,不需要施舍,只需要公平,如果没有公平,幸好我们天生是强大和自由的。

  工人的利益受到侵害,只有一种情况才会出现,那就是垄断企业的出现,当垄断企业出现,市场就失效。因为,工人再也无法选择,市场的博弈陷于停滞。

  当洛克菲勒垄断了石油联合体,西部就响起小业主自杀的枪声,工人也只能选择低工资待遇,这导致了美国社会制定反垄断法,抑制垄断企业的反社会性。

  在自由竞争的世界里,血汗工厂不存在,只存在发达国家的劳工和不发达国家的劳工在竞争。当世界存在不平衡,贫穷和饥饿存在,劳动力的竞争就在劳工间存在。如果企业主忽略这点,在全球竞争中就会被其他业主挤垮;国家政策如果忽略这点,就会被其他国家所代替;劳工忽略这点,就会面临饥饿和失业。

  当世界的不平衡存在,就存在资本的流动,商人的游走,和劳工的流动。这是为什么存在劳工偷渡、迁徙的原因。有胆识的劳工也远离他乡到西方国家做工。

  这才是全球化。

  但是各国的政治力量包括工会力量在内阻碍了全球化的全面展开。

  后果是全球化的经济危机,从欧洲到美国,货币的泛滥并不能降低西方社会失业率。欧元的贬值虽然会刺激欧洲出口,但是劳动市场的禁锢,仍旧是整个欧洲市场的软肋。美国眼开眼闭,容忍了数千万非法移民,因为它的劳动力市场需要非法移民。这是美国经济仍旧具备活力的原因之一。

  当资本流动与劳动力流动受到政治因素约束,各国政府只能依靠印刷货币和财政赤字维持经济的时候,可以想象我们的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它会震荡性的发生。

  假如中国的房产死结不能打开,地方财政趋于破产,货币继续泛滥——在我们今年的流动性状况,是银行信贷趋紧,但是基础货币投放每个季度增加数千亿人民币,通胀已经发生,制造业面临各种成本上升,出口市场面临欧元贬值打击,经济结构面临重大问题,底层劳工面临大规模失业的前景之下:你们开始讨论用工会来制约血汗工厂。

  有趣,先弄清楚血汗工厂的定义再说。

  请那些呼吁民粹和工会组织的大学问家们,拜托你们开几家不是血汗工厂的企业,来容纳你心中悲天悯人的劳工们!希望你们在全球竞争的倾轧下、各类重税和费用的承担下、各种成本的递增下、融资渠道的短缺下等等友好环境中,活得愉快。

  但是对于商人来说,要时刻小心社会思潮的涌动。中国的贫富差距指数已经超过0.5,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民众的愤怒随时会被别有用心者,或者是天性善良却头脑愚笨的知识精英分子煽动。而年轻人是很容易被卷入民粹精神之中,陷入暴力心态。

  当社会的矛盾激化,被牺牲和祭祀者就会被人寻找,人们处于恐惧中的时候,会很容易被煽动选择牺牲者。而商人向来是很显性的目标。在数千年的文化里,在世界各国各类宗教和政治生活中,商人已经被妖魔化了很久,人们的潜意识里为富不仁和均贫富的欲望异常强烈。所以,商人作为一个文化上的弱势群体非常容易陷于毁灭的命运中。

  强悍的商人无需祈求

  在展开全球化的贸易之初,我已经明白理想主义渐行渐远,在全球各地,都是行事强悍的公司和人在控制金融、货物的流通,弱者是没有生存余地的。

  在民主体系下,政客和强力人士受到约束;在世俗或宗教极权体系下,强力人士从上到下控制经济的一切。而民主体系的国度也不是铁板一块。只是说,相对的受到了制约和均衡。

  其实,在全球视野里,生存的余地只限于那些充满智慧、勇气和行事强悍的人群。

  有时候,理想主义和天真是人和社会的大敌。我持有了过长时间的理想主义,以为可以依赖对市场的分析、消费者心理的了解和接触的行销打开生意之门。

  而一些大佬在公开场合的冠冕堂皇迷惑了当时年轻的我,以为他们说的是真的,秉承正直、努力和勤奋,就可以创立成功之路。而我介入生意很久之后,见到了那些曾经在电视屏幕上款款而谈的大人物,听他们在酒后放纵言谈,在小姐身上说着淫亵的话。而我慢慢理解了中国人的面子和里子,虚伪与谨慎。伪君子充实着街道,几乎堵塞了通行之路,即使你想要一个真小人,也难以寻觅。他们一个个都是豺狼之辈,虽然面带笑容。

  生意场是个丛林,赤裸裸的,没有同情,没有软弱,没有犹豫迟疑。左边是狼,右边是虎,脚下荆棘里游动着无数毒蛇,而秃鹫在天空中翱翔,寻找将死之人的死亡气息。

  在这个竞争过度的市场里,你可以放款销售,从你第一刻起,只要你确定你可以收得到,无论什么手法;你可以向人赊账,只要你有足够的能力游说对方。因此你可以玩弄彻底的空手道,只要你可以展开魔术,让所有的参与者不知道幕布后面的底细。

  如果一个生意人没有无中生有的本领,他就无从生存。但是,如果一个生意人指望国家、宗族、团体等等帮助自己,那就是将自己置于死无葬身之地。

  一个强大的生意人,不依赖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国家、任何宗教。这并不是大话,应该是一个强大的生意人,可以控制各种力量,整合资源,让所有的势力包括个人、部门、国家、民族、种族、宗教为我所用。

  这是一个人纵横四海的原则。

  我们闲扯一下铁矿石,为什么一个需求庞大的经济体无法左右价格。在以往的岁月里,我和房地产商打了很多年的交道,他们一般处于强势地位。然而他们在和我一个认识的材料商打交道时,却处于弱势。因为那个人是唯一的能够提供某个品种大宗供货需求的商家。当对方要求比如说7万平方米的货时,他就将价格调高到市价的140%。而房地产商却不得不低头。

  同样的,铁矿石的谈判自开始,我就知道中国必将一败涂地,因为我在多年前已经见识了同样的故事。

  全力的拼搏,不眠不休,必须如同蜘蛛般结网,让生意外所有的人小看你,让你的伙伴信任你,让你的客户需要你,让你的员工忠诚你,当一个网形成,你才是那个王者。

  我在市场上行走,身边擦身而过,衣着普通的生意人,我不知道其中哪一个人存在这样的雄心,不知道哪一天,这些人崛起为赫赫炎炎的势力。

  我对世界的人文主义观点从来没有消失,但是随着我在商界的根扎深层,我对世界运行的规则理解越加深刻。希望大家明白,每个人必须要变得强悍和智慧,否则世界上是没有桃花源的。

  你躲到非洲丛林,那里不但有狮子鬣狗,而且有反叛军;你躲到亚马逊流域,那里除了食人鱼、猎头族、还有毒贩;你跑到美国的民主社会,那里还有黑人在大街上劫杀华人;你到欧洲,劳工法和工会组织赶你到地下工厂,苦度每一天;你到阿根廷,华人超市每日被人抢劫;你到南非,强奸和杀人不停的发生;你留在家乡,这里有拆迁、钓鱼、被死亡、被疯。

  那么,你除了变成强大的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自我救赎和改变社会的运行?

  全球化不会被终止,因为人类挣扎求生存发展的欲望无可阻挠。虽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欧洲与美国占据经济发展的高地,享受人类文明的发展。当互联网的时代来临,信息不对称的格局被打破,从西方到东方、从北半球到南半球,所有的樊篱已经支离破碎。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亚洲、非洲、南美、中东地带的人民迸发出发展的欲望,而中国商人的强劲生命力已经让全世界的商圈震惊。我们应该走出国门,以自己的智慧、资金、能力、勤劳深扎于世界各地,整个世界是我们的。

  而我们有机会融入当地经济和政治生活,参政的华人越来越多,我们不但可以成为成功的商人,也可成为当地的议员、市长、总统。无需过份眷恋故土,当华人遍及全球的时候,无处不是家园。我们的后代也将是当地主流社会的一员。

  当成吉思汗还是铁木真时,站在他的帐篷前,看着茫茫的草原上,远处传来豺狼撕咬的声音,而羊群在惊慌失措,鹰在天空上翱翔,而他心中已经闪耀着皇冠的光芒。

  后记: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政府采取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的选择,大政府的力量空前强大,自由经济市场主张短期挫败,但是从长期来,大政府的作为,插手市场,投入大量资金,制造巨额债务和财政赤字,将把经济一次次的带入危机之中。我们有可能会面临第二次经济崩溃。

  经济崩溃的触发点或来自于对冲基金的攻击,或来自于政策面的错误。风险来自于全球性的债务危机!到目前为止,欧元区超过一半国家债务几乎覆盖GDP;英镑债务接近GDP;日本债务达GDP200%比例;美国外债超过13万亿美元;拉美大多数国家都持有巨额外债;中国的数据向来不准,我宁愿相信美国华尔街的分析,国债与地方政府债务已经超过25万亿人民币,而2万亿外汇储备是另一个定时炸弹,那是14万亿人民币的对内负债。

  中国危机的触发点将发生在房地产持续调控,成交量与价格起跌的时刻,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破产,将引起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大多数银行将不能置身事外。可以想象的是对冲基金将会发动攻击,做空中国。在此之前,美国政府将会迫使中国政府开放金融市场;如果不能做到,空头将会在香港侧面攻击。

  中国政府能够采取的策略不多。首先是将银行大规模上市或再融资,以抵御债务危机导致的坏账;地方政府或可撇账,股市投资者将付出惨重代价;其次是维持长期的低利率,或会温和加息,但是低利率将会成为最大选择,这将导致劫贫济富,穷人陷于更贫困;第三,让民间资本进入地方建设,承接所有问题;第四,继续封闭金融市场。

  在金融崩盘之时,中国政府如果开放金融市场,将是最愚蠢的事情!国际资本将会把中国变成屠杀之地,中国的穷人和富人将一起成为大鳄口中餐,中国经济将会被重击倒退20年。

  如果保持封闭,中国政府将会牺牲所有的大中小投资者,以股市资本救助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然后撇账四大行巨额地方融资。或更好的结果是民资介入地方建设,从而改变经济结构格局。但风险在于,私权尚未明晰,可能会产生山西煤矿国进民退被吞噬的结果。所以,也会有大量的资本会退避三舍。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中国政府孤注一掷,继续启动房产市场,这或许对穷人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虽然你买不起房,但还不至于卷入恶性货币贬值、低利率、无就业的地狱之中。

  在这一场命中注定的大崩溃中,由于全球政府共同制造了债务危机,没有多少国家可以幸免,可以预计美国将会竭尽全力的转嫁危机,中国是最好的结局方案。

  而中国的选择只有较坏和很坏的解决方案。

  所以,作为个人,如何逃脱暴风雨,将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至于商人,参看上面:彪悍的商人无所祈求!

Wednesday, June 2, 2010

富士康风暴背后:郭台铭的对手来头太大

原帖出处:不详


蒙在鼓里的郭台铭对连续被「自杀」员工鞠躬致歉

名誉对外商来说非常重要。连章子怡的绯闻都能使请她做广告的著名公司把合同转移到别人身上,使她蒙受巨大经济损失,更不要说那些请郭台铭加工电脑产品的世 界著名厂商们,他们不可能不关注富士康的员工「自杀案」。

实际上这些连环跳楼案和割腕自杀案是一场血腥的杀戮,是中方竞争对手为搞垮郭台铭、搞臭郭台铭,而有计划的、里应外合的、人为实施的谋杀案。

要谈清这个问题,还得从关键人物郭台铭说起。

●郭台铭个人简历

1950年出生

1971年,台湾「中国海专」毕业,进入当时台湾前三大船务公司──复兴航运工作

1974年,年仅24岁,成立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资本额30万元。

1985 年,35岁,在美国成立分公司,创立品牌「FOXCONN」。

2001年,51岁,创业27年时,获美国《福布斯》(Forbes)「全球亿万富翁」第198名

2001年,鸿海以1442亿元台币营收,名列《天下杂志》台湾1000大民营企业龙头。

2002年,郭台铭入选美国《商业周刊》评选的「亚洲之星」。

爱好:每天至少工作15个小时。

名言:领导者的睡眠时间不应该多于属下,他应该是第一个上班、最后一个下班的人。

三不原则:不接受采访、不参加公开演说、不任意拍照。

三无嗜好:一不爱名牌、二不开名车、三不注重打扮。

● 中共官商无法理解的郭台铭

中共官商是穿名牌、开名车、注重打扮,而且是「天上人间」那种地方的常客,他们认为经营和拉订单都是靠这么搞来的。

而郭台铭一不爱名牌、二不开名车、三不注重打扮,自1974年以生产黑白电视零件起家后,36年来至今一年不曾休过三天以上的假。更不知道那种淫门朝哪面 开。

从1974年创立鸿海的第一天起,24岁的郭台铭就目标很明确,即把公司发展成为台湾第一、亚洲第一、世界第一的企业。2001年营收1400多亿台 币,2002年营收竟达2400多亿台币,这一年「鸿海精密」再次击败台积电、广达等龙头人马,蝉联为台湾股市的股王。现在鸿海精密工业公司几乎包办所有 资讯科技类产品代工,并且已经超越「台积电」,成为台湾业绩最高的民营公司。

郭台铭说:「阿里山的神木(台湾著名的风景之一)之所以大,4000年前种子掉到土里时就已决定了,决不是4000年后才知道的。」

● 当天让康柏的图纸变成模型

富士康(Foxconn)这个牌子已经打出去了,很多人选择电脑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看主板是不是富士康原件。世界知名的PC品牌机中,使用富士康产品的数 不胜数,如著名的Dell、HP(包括Compaq)、IBM……。

郭台铭的事业是创业打拼出来的,连外国企业也不能不服。例如,1987年,37岁那年,他在美国成立分公司创立品牌「FOXCONN」已经二年。为了拿到 美国康柏公司的订单,他抛下董事长的身份,每天像个销售员一样拎着公文包去卖连接器,但外国人十分谨慎,没有百分之百的质量保证,不会轻易与原来的合作者 分手。在接连吃闭门羹的情况下,郭台铭并没有灰心,他在康柏总部旁建了一个成型机厂,只要康柏有新的设计,最快当天郭台铭的公司就能让康柏的图纸变成模 型,这种惊人的加工速度和质量保证,没有任何一家可比,把康柏公司惊到目瞪口呆。双方的合作大门就是这样开启的,这一做就做下去了。

PS2,戴尔电脑和Intel的主板,康柏电脑,都是鸿海的代工产品。鸿海凭借为这些厂商代工,登上股王之位。鸿海的客户不希望他们的零件商锋头过健。幸 好郭台铭也是个喜欢低调拓展事业的人,他尽量回避媒体。就连在台湾的公司总部,郭台铭都刻意远离科技大厂聚集的新竹科学工业园区,选在较不为人知的土城工 业区。

1988 年,富士康企业集团成为在大陆投资兴办的专业生产电脑接插件、精密零组件、机内线揽、精密模具及电脑整机的高科技企业集团。至1999年底,富士康集团分 别在深圳和昆山建成两大资讯科技工业园。其中,在深圳的公司占地1600余亩,预计在深圳的投资将超过20亿美元,加上昆山基地,以达成全球最大的电脑整 机和零组件生产企业集团及全球个人低价电脑的主要制造基地的经营目标,现在鸿海已经成为大陆第二大出口商。

● 郭台铭一生中做出的最错误决定

郭台铭是台湾科技首富,是台湾排名第三的富豪。2008年《富比世》杂志估计,郭台铭财产总值达60亿美元,约合1800 亿元台币。

在中国大陆花巨资建成了科技工业园的「硬件」,把这里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脑整机和零组件生产企业集团及全球个人低价电脑的主要制造基地,这是郭台铭一生中做 出的最错误的决定。

这个决定源于他只辛勤的工作,却不知道共产党是不与任何人合作的,是不允许任何人在它眼皮底下吃肉的,更何况是在它的地盘里。

● 富豪碰到共产党的教训



江绵恒拉拢王永庆的儿子王文洋(左)

当初为搞垮台湾经济,江泽民指示有关主管部门,「要不惜一切代价将王永庆的资源拉过来」。为此江让他的儿子江绵恒去拉拢王永庆的儿子王文洋,尽管王文洋因 婚外情与父亲关系紧张,但还是成功作为说客,让王永庆动了心。

2000年11月23日,台湾首富、台塑集团董事长王永庆率领八名台湾工商界领袖公开给总统施压,呼吁台湾政府改变当前「政治挂帅」的不正常现象,回归 「经济优先」的局面,方便台商在中国大陆,香港投资。一番折腾之后,王永庆如愿以偿将巨资投到了大陆。

一年后,2001年11月1日,被江「请君入瓮」「关门打狗」的王永庆不再打肿脸充胖子,首度坦承,当年巨额投资漳州后石电厂是一项错误的投资策略,他说 目前漳州后石电厂已经出现亏损。一年将损失近31亿人民币的营收。福建当局以电力「供过于求」为由,强迫漳州后石电厂的电力打6折,瓮中之鳖的王永庆迫于 无奈,只得答应。幸好江泽民的性子太急,到王永庆去世时,他的子女妻妾们还有好大一笔家产可以闹,让看客大松了一口气。

香港红色资本家、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到2002年他在广东的港口公司已经经营了10年。2002年3月,地方当局通知他交出 70%的公司收入。在全国政协公开会议上,这位副主席愤怒抨击地方官员无端勒索他的企业,还派武警到码头上,以调查为名,向他恫吓施压。他感到这对他简直 是「晴天霹雳」,可见中共是否拿香港红色资本家当回事。

其实这种霹雳从1949年10月中共建政以来,对中国人民就没停止过。所有的资本家企业家,不管有多大产业,统统收为共产党所有,美其名曰是收为「国 有」。

北京沦陷不久,一位非常知名的企业家,因为在北京有一栋让中共高官垂涎三尺的王府般气势的豪宅,一天晚上被汽车接走说是请吃饭,从此再没有回家,家里去要 人,刚开始说没这回事,后来说他是汉奸被处决了,于是全家以「汉奸家属」被扫地出门。那位人民高级「公仆」终于如愿以偿的搬了进去。这种冤案不知道有多 少。

● 中共盗窃外资高级技术

为了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中共采取拉进来打出去的办法。

打出去,就是派遣那些成绩优异的学生去留学,这些技术特务的任务就是念好书,毕业后可以轻而易举的进入世界级大公司核心技术部门工作,然后把那些技术偷窃 出来。还有的是已经在世界级大公司核心技术部门工作,被中共收买的。近年来,时常看到这种新闻,某某被发现为中共盗窃技术资料而被逮捕。这些人被捕后,中 共马上撇清关系,他们的一生就交代了,此时他们才发现自己没有了利用价值的悲哀。

拉进来,就是把世界级大公司请到中国办厂,里面派上自己的科技人员,等技术拿到手了,开始跟你找麻烦,罚你的款,跟你打官司,最后搞到你焦头烂额,还说这 是「民意」,直到你忍痛割爱,把投资的硬件都放弃,转移到其它国家去。它中共就拿着你的技术和你装修好的工厂开始抢你的订单、抢你的生意。这些年不时会看 到一些大公司撤资。

● 富士康碰到了和谷歌同样的麻烦

谷歌是进驻中国大陆后挺「自律」的世界级引擎搜寻公司,没消停几天,中共开始没结没完的找谷歌的麻烦,总是说「有人举报」,说谷歌上可以搜寻到黄色网站, 后又找几个作家说自己的文章出现在谷歌,涉及侵权,提出告诉,要求赔偿。直到最后谷歌忍无可忍说出自己不断被折腾的原因是, 中共一直对中国人权活动人士的Gmail帐户进行攻击,想查看他们的邮件内容,谷歌没有配合。中共的另一种攻击是工业间谍活动,目地是从目标公司收集有价 值的知识财产,这波及了20家著名外国大企业公司,而大部分公司并不知道他们被攻击。最后谷歌决定信守「不作恶」的原则,撤到香港去了。

现在,郭台铭碰到了和谷歌同样的麻烦,在深圳富士康,从今年1月23日至5月26日,4个月内12起员工坠楼或刀砍,或伤或亡。郭台铭来到深圳,并于5月 26日在富士康龙华园区会见200多名海内外媒体记者,并主动带记者参观社区、厂区、车间、宿舍楼、员工关爱中心等。为避免伤亡再次发生,近日,富士康在 宿舍楼的阳台安装防护网,吊车进入富士康担负起吊任务。

防护网做好了,郭台铭还没离开深圳,5月29日晚6时许,富士康公司深圳厂房发生蹊跷火灾,事件中至少逾10名工人受伤,另有一名消防员不适。有员工说, 以后要有火灾,跑都不容易了。

一位当地公安局的头头说;郭台铭能把生意搞那么大,怎么连这点事还看不明白,这不就是让他滚蛋嘛!他一个台湾人要想在咱们地盘上混,不容易,混不出人样 来,让人看不起,闹的太红火了,哪个不想吞下去啊!这回的来头大了!

● 郭台铭的大陆对手「全国新首富」王传福发迹没有脚印

提到多年后才跳槽到比亚迪公司的富士康高管内鬼,必须先提到一个经不起推敲的「全国新首富」王传福。看到王传福的发迹史,让人不得不想起上海滩曾富甲天下 的首富周正毅。他们的发迹史都很类似,都是跳跃式的,无法连贯,也无法说清楚,反正钱是到手了,突然成了首富。

综合网上王传福的简历:从不名一文的农家子弟到身家亿万的集团公司总裁。1966年出生在中国安徽省无为县。教育程度硕士。1995年2月,27岁的王传 福辞去公职,向表哥(哪个表哥?)借了250万元钱后,领着20个人在深圳莲塘的一个旧车间敲敲打打,成立了日后风光无限的比亚迪科技有限公司。他从一开 始就把目光投向技术含量最高利润也最丰厚的电芯生产,这为其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2003年1月,比亚迪收购秦川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任董事长,四月公司 正式更名为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是什么力量把王传福推向了「成功」的巅峰呢?别人还真模仿不了。只知道当年和江绵恒混在一起的上海首富周正毅都是从银行拿来钱,分给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 高官们。银行行长兜着这些坏帐,最后进了监狱。有人曾这样形容受黄光裕面试的情景:感觉在黄光裕的犀利目光下,自己就象是一条狗。黄光裕被拘捕之后,兜出 来很多事。不和上面勾着、分赃,在中国大陆,你是一事无成。



周正毅先得喂饱上海帮!

在2008年的胡润百富榜上,王传福尚以60亿元的身家排在第22位,而2009 年却一下子飙升到了榜首。2009年9月28日,胡润公布了“2009胡润百富榜”的前两名,比亚迪总裁王传福以财富 35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

一个没有背景的农家子弟王传福能够迅速成为中国首富,这可不是件好事。周正毅可是蹲了两次监狱。黄光裕也被判刑罚巨款。

● 富士康高管早已成了王传福的内鬼

王传福是用什么方法飙成中国首富的,也就是那么几条道儿,新华网、人民网上面每抓一个「首富」,每介绍一次,在这里就不重复了。但王传福收买富士康高管做 内鬼,偷窃富士康技术,证据确凿,实在不光彩。郭台铭多次公开指责比亚迪剽窃商业机密。

原来在富士康担任主管的柳相军,和负责编制工艺流程文件的司少青,二人于2008年7月从富士康跳槽比亚迪。

但,柳相军于2005年5月底申请自富士康离职,却早在其申请离职前,就已经拥有并使用比亚迪的电子邮箱,而且与比亚迪的行政总裁李柯进行重要的工作讨 论,比亚迪负责人直接参与侵犯富士康商业秘密。

从2005年6月10日,柳相军发给比亚迪负责人王传福的邮件中,证明柳相军对王传福负责,并且将获取的「富士康手机一季度的指标状况」等商业秘密,直接 寄给王传福。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通过柳相军等人,以不正当手段获取富士康商业秘密。

富士康在2006年5月向公安机关报案。直到2008年2月才开庭,在深圳法院对柳相军案庭审中,富士康诉讼代理人对柳相军提问:「在比亚迪领导层中,你 向谁负责?」柳相军回答:「王传福。」

● 股神巴菲特得知王传福背后的靠山是谁

在波克夏股东会举行的同时,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在台湾接受媒体专访,就竞争对手比亚迪偷窃商业机密一事,隔海对股神巴菲特提出三个问题:一、为何投资偷窃商 业机密的公司?二、敢不敢开比亚迪汽车上、下班?三、国际大厂油电混合车领域很久才开始赚钱,以何种专业知识判断比亚迪的潜力?

郭台铭把问题丢给巴菲特,并将焦点锁定在比亚迪的专业水平及道德问题。很多人认为比亚迪电池的功能并不好,有其它更好的公司,但巴菲特仍力挺王传福,他说 「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才是真正的明星,同时比亚迪定会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公司。」巴菲特泄露了他得知王传福背后的靠山是谁,巴菲特拍的不是王传福的马屁,而 是拍他主子的马屁。

巴菲特在中央电视台专访中还说:「中国有一个很棒的未来,中国的发展,就像一个人的成长和释放出潜能,中国正在成长,还会不断地更加成长,它只是刚刚开 始,我会告诉所有中国人,你们都很幸运。」巴菲特明确否定了何祚庥的话:「谁让你不幸生在了中国!」

除最早投资的中石油,还有去年加码的比亚迪之外,股神是否还继续投资中国官方企业,巴菲特的回答也是相当溜须讨好中共的。



巴菲特拍中共马屁!

● 巴菲特投资中共而不是王传福

郭台铭从1988年使富士康企业集团成为在大陆投资兴办的专业生产电脑接插件、精密零组件、机内线揽、精密模具及电脑整机的高科技企业集团。至 1999年底已经在深圳占地1600余亩。22年来,鸿海早已成为大陆第二大出口商。

巴菲特之所以被称作「股神」,是因为他投资准确,获利丰厚,没失过手。那么正像郭台铭对他的三问一样,当巴菲特完全了解王传福当董事长的比亚迪偷窃富士康 商业机密,电池质量无法与其它公司的相比,制造的汽车保证不了质量,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巴菲特再追加投资在王传福公司,而不是撤股呢?

巴菲特说「王传福才是真正的明星」,「比亚迪定会成为中国最著名的公司」。在中共一党统治的中国,党今天可以让王传福当明星,明天可以让他成为阶下囚;党 今天可以让比亚迪公司做大,明天可以给它贴封条,这已经是不争的常识。所以,巴菲特投资的不是「王传福」的公司,而是把钱投资给中共。

既然比亚迪是中共的公司,王传福不过是出台唱戏的皮影儿,那么富士康控告比亚迪偷窃商业机密,等于是在控告王传福的主子,在人家地盘里的郭台铭能不有麻烦 吗?富士康连环跳,与谷歌撤出前的情形没有什么区别,和中国50年代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打老虎」「三反五反」也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年代不同 了。

● 周永康的影子在晃动

在深圳富士康的保安中,有一部分是中共公安系统的人,他们拿着两份薪水。原富士康员工透露:坠楼者是他杀和被迫自杀。

一个富士康后勤部门工作的人,在网络上多处发贴披露说富士康中坠楼的人中,据他知道就有数位被保安(环保科)打死的。他还说,凡是被叫进环安课的,没有不 被暴打,侮辱的,不亚于日本人当年。特别是环安课课长顾钦明和他手下爪年刘锋,一点人性都没有。



深圳富士康

他说:「其中一个跳楼的人,是因为年纪小偷拿了公司一个小电子产品,活活被保安打死从楼上扔下来,此死者当时左胸有一个血洞,是被保安用钢管戳穿肋骨致 死。」

「还有一个因为和主管不和(原因是年轻人工作中损耗品太多被主管骂的太凶顶撞而已),此人在离职前一周左右被主管栽赃,被环安科关起来,其主管和保安用钻 头活活钻死从楼上扔下来。」

「另外哈工大名牌毕业生的那位哥们(孙某)本科毕业新干班新员工被环安课侮辱,殴打,非法搜查,非法拘禁,是被某人(具体不清楚和什么人结缘)栽赃,后来 因为经不起此等折磨侮辱选择跳楼」

「5月13号的安徽男不用说就知道肯定不是自杀了,自杀的人不会自己捅自己4 刀,再去跳楼,而且翻过1.5米的围墙。」

5月14日晚深圳富士康发生的今年第9起坠楼事件,是安徽籍员工梁超坠楼。富士康媒体办负责人对外通报,警方经现场调查,在事发现场发现一把带血的匕首, 死者身上有4处刀伤,在宿舍7楼楼顶发现有血迹。但深圳警方认定为自杀。

郭台铭在中国大陆投资设厂,给中国带来极大利润,建厂22年来,到了2010年富士康突然集中发生血案,公安却没有一点动静。中共只报导又有人跳楼了,却 没有报导后续公安做了什么。报导中指责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却不报导那血是黑红两道给扎出来的,反而在5月30 日新华图片中出了一个《富士康老板郭台铭背后的女人们》,给郭台铭制造绯闻。这就不是卧底富士康的公安手能伸到的地方。

Saturday, May 29, 2010

受困的心

一八八七年,莎拉·艾默里出版了《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在十九世纪美国女性世界,倘若艾米莉·狄金森是最深邃的心灵,那么艾默里则代表着亢奋与愤怒。一直到一八九五年去世前,她是个不停息的讲演者、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和宣传册作家。狄金森对着自己的内心喃喃自语,艾默里则在中西部的农民中找到了广泛的共鸣。

《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把艾默里推到了影响力的巅峰。它在五年里印刷了三十六万册。倘若考虑到美国只有七千万人,他们分散在如此广阔的疆域,全国性的阅读群体尚未形成,无法计算的盗印,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这本书的特性确保了这种成功——它毋需阅读,标题说明了一切。

艾默里把这本书献给了“一个即将死亡的共和国的受奴役的人民”。很多美国人相信自己正是其中之一。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迎来了一个镀金年代。开采石油、架设铁轨、钢铁厂的烟囱高高矗立、工业资本主义开始了;纵贯大陆的铁路网,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海底电缆连接了大西洋两岸,从澳大利亚到阿根廷,再到古老的中国、印度、欧洲,它们都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都与一个美国农民的生活牵连到了一起。

一些人在其中发现了无限的机会,他们创造了从未预料的财富,成为了钢铁大王、铁路大王、石油大王、棉花大王;更多的人则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正被扯进了无法理解的动荡中。他们发现自己的收成卖不了原来的好价格,觉得自己辛苦的劳动带不来生活的改善。日后的历史学家会说,那是一八七三年的经济危机的结果,是一场全球性的价格下跌。

日常生活的困顿,因为贫富差距的加大和生活景观的骤然改变,变得更加不适。似乎两个截然不同的美国正在兴起。一个美国是不断的兴起、膨胀的城市,是新的财富与权力的傲慢与炫耀,是传统道德的消蚀,是工业家、金融家、城市人的美国;而另一个美国则是乡村的,是勤勉、节俭、纯真的象征。后一个美国,似乎正残酷的被前者盘剥——南北战争是它的前兆,工业的北方战胜了庄园的南方。

到处酝酿着不满与躁动,昔日稳固的信念也动摇了。这块大陆曾经许诺给每个人以自由与富足,“新边疆”诱惑着一代代人移居此地。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机会正在减少,生活并非他们设想的那样,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头脑与双手,建设一个美好家园,他们被一种无形却强大的力量操纵着。

所有的情绪,因为“绿背纸币运动”而汇集到一切。而艾默里为这些所有的不安、焦虑、愤怒、困惑,找到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是华尔街的金钱之王们,操纵了这一切。他们可以通过操纵货币,随自己的意愿来让这个国家的商业升值或贬值,来创造繁荣或者带来萧条。他们拥有着这样的权力,而且总倾向于作恶。她抚慰她那些身心疲惫的读者们,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是一个伊甸园,它的堕落正是从华尔街执掌一切开始的。

一些人把莎拉·艾默里的指控,推到了更远的地方。美国陷入了一个欧洲强加的金融系统,另一位小册子作家威廉·哈维在一八九四年写道。这本《硬币的金融学校》比七年前的《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更为畅销,它在十一个月里卖出了四十万册,一位国会议员发现——“报童在每个火车站叫卖它,每个雪茄店都有售……几乎每个人都在读它”。不是华尔街,伦敦的犹太金融家罗斯柴尔德家族才是一切灾难的源头,他们要摧毁整个美国。

很少有人记得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更不会去阅读他们的作品,它们是夸大其词、种种偏见的产物。但倘若你要去理解十九世纪的美国历史,它们则是无法错过的角度。它也为理解人类社会的迷狂与偏执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材料。当一个社会陷入思想上的混乱与内心的焦虑时,简单、武断的结论——不管它多么缺乏理性——往往能掘取住整个社会的想象力。它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诱惑与灾难的源泉。

在美国两百年的历史中,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的阴谋论既不新鲜、也未终结,它们以各种面貌出现。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发现,早在建国之初,美国人常常忧虑于来自欧洲的国际阴谋,它正试图摧毁这个年轻的共和国,阴谋主要来自于政治与宗教领域。到了十九世纪末,它变成了金融与经济领域的威胁。而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美国不再忧虑于欧洲,但东方共产主义则笼罩在人们心头。人们不再天真的相信威廉·哈维式的阴谋——连美国总统克利夫兰都不过是犹太银行家的代理人。但这样的谣言却在上空飘荡——约翰·肯尼迪是共产主义的代理人,他的遇刺是因为没能完成苏联共产党交给他的任务,没能在美国迅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而在世界范围内,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则从不缺乏呼应者,他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它可能是十七世纪英国的捉巫行动,是一九二零年代的德国,是犹太人让这个伟大的国家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陷入了屈辱;也可能是一九九零年代的日本,西方的金融家们强迫日本人签订广场协议,洗劫了繁荣的日本经济。最新的例证是二零零七年的中国,一位叫宋鸿兵的业余历史学家用写作了《货币战争》一书。

与《硬币的金融学校》、《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一样,《货币战争》宣称自己发现了历史的秘密。滑铁卢之战,六位美国的死亡,希特勒的崛起,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亚洲金融危机,一位旅居美国的业余历史学家言之凿凿的宣称,这些横跨两个世纪、彼此无关的事件,都缘于一小群国际银行家争夺“货币发行权”,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其中最显赫的角色。

最初,出版方勉强的接受了它,它文笔粗糙,逻辑与事实似乎都不令人信服,至多能卖出一万册。作者也毫无期待,宋鸿兵出生于六十年代末的四川,九十年代初前往美国,做过程序员、分析师种种职业,与大部分美国中产阶级唯一的不同,他还是一位历史爱好者,这本书是个人小小虚荣心的满足。

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它卖出了超过两百万册,盗版则是散落在全国街头的小摊位上,不仅是公众热情的拥抱了它,一些政商两界的重要人物也为之所动。“某些企业的高管最近来问我,这一切似乎确有其事”,一位经济学家说。而另一位经济学家在私下里说,一位副总理问他这本书能否作为决策参照。一些政府部门则批量购买,分发学习。而作者则变成了中国身价最高的演讲者,一位大众英雄。他被《商业周刊》评选为影响中国的四十位人物之一,与胡锦涛、王歧山、柳传志、章子怡并肩而立。被意外的成功震惊的业余历史学家变成了时不我待的预言家。两年前他说“我从未想过,这本书会如此畅销,就连高层领导人都会阅读”。两年后,他的名片上印上了“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出席种种论坛,为公众阐述他的最新理论,他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移。这本书为何如此成功?

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会引起太多读者的兴趣,即使犹太人能激起中国人特别的感情,它也于阴谋与仇恨相差甚远。中国人赞叹犹太人的金钱控制力,中国最富经商才华的人群,温州、潮州人经常自称“东方的犹太人”。犹太人甚至增加了中国人的自傲,是中国文化将独一无二的犹太文化同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对大批欧洲犹太难民的慷慨救助。

引人入胜的是阴谋论与及这种阴谋论与中国的关系。“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将世界十八世纪以来的重大金融事件背后的黑手曝光出来,回放、观察、体会、对比、总结这些人的战略目的和惯用手法”,作者在序言中写道,“从而预测他们未来对中国打击的主攻方向,以及探讨中国的反制之道。”他相信“战争已经开始,虽然看不见硝烟!”。对手的是明确的,他们是美国的金融官员与银行家,他们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另一种形态的继承人。倘若罗斯柴尔德要为十九世纪的历史负责,那么这群美国的金融家们则是瓦解苏联、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幕后人物,而中国则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与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一样,一九七八年后的中国是另一个“镀金时代”,经济增长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在多年的政治运动与物质匮乏之后,人们什么都想生产,什么都想消费。理想已经破灭,物质代表着最后的自由与希望。欲望催生了惊人的变革,三十年来的中国是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这诸多力量的产物。变化太迅速、太庞杂,最初人们感到由衷的喜悦,他们更自由了,生活的可能性被拓展了,从前的禁锢被打破了,他们对于生活的期望,则不断的提高。

但大多数人逐渐发现变化并非总符合他们的期待,自己经常不是变化的主人,而是它的俘虏。他们在获得某种自由的同时,新的焦虑也随之而来。你不用忍受单位令人窒息的压抑,你的阶级出身、政治面貌、学历程度都不再重要,却发现金钱正成为新的主宰。生活的一切,都被金钱化了,自由、尊严、爱情、友情、个人价值、生活意义,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更糟糕的是,你发现自己在这个新的系统中,并不一定能成功,即使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也很难保持这种成功。金钱是那么不稳定,数字是那么的赤裸裸与残酷,它给你带来即刻的满足,也令你陷入的无穷的焦虑。你看到一些人正变得如此富有,昔日平等的朋友,如今的生活却是如此不同。一种更可怕的预感是,你开始感觉到富裕之路的坎坷。一九九二年开始的商业热潮,曾经造就了无数的财富英雄,但机会正迅速的减少,财富的分配已然定型。倘若这让你充满无力感,那么一些人的迅速富有,则令你心生愤怒,他们不是凭借个人的勇敢与智慧,依靠的是权力关系。你对他们既羡慕、又愤愤不平。

倘若创业致富的机会日渐渺茫,股票市场像是最后的机会。在几年的时间里,似乎人人都在发财。大盘上升的曲线和上涨的数字,成为了欢乐与幸福的来源,生活变得不仅货币化,甚至变成了抽象的数字。目睹着金钱的迅速的流动,空气里到处是金钱的味道,它挑逗起无穷的欲望,也引发不安。但股票市场却陡然崩溃了,你甚至说不清原因是什么,只是知道自己拥有的东西突然少掉了一半、或者更多,像是一个强大无比、又无形的劫匪突然把你洗劫一空,你觉得命运不在自己的手中。

上涨的股票带来的安慰消退了,而生活的不安全感却不断增加,你不仅买不起房子与汽车,还要忧虑食品有毒,医院的见死不救,孩子怎样上一所重点小学……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的财富,没转化成社会保障系统,也没建设出足够的公共设施。突然之间,你发现一个小小的家庭,要承担起整个社会失序的后果。你要早晨起来送孩子、陪他做作业到深夜;每天要在令人绝望的交通系统里耗上两个小时;要想办法托各种人情关系,在医院里为父母找一张病床……所有昔日能给你带来暂时安慰的网络,大家庭、朋友、甚至办公室里热心给你张罗对象的大姐,都慢慢消失了。你要在这个庞大的社会竞争场里,孑然一身的战斗或是随波逐流。

电脑屏幕中的虚拟世界可以暂时抚慰你,你可以表达自己的挫败与愤怒。但是,它也给你新的焦虑,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复杂形态拥挤到面前,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要了解这么多东西,从水景住宅到磁悬浮铁路,从汉武大帝到股票市场,从流水线管理到Web 2.0,从山寨手机到雷姆·库哈斯的建筑理念,从梁朝伟的眼神到迈克·杰克逊的舞步,从道琼斯的指数到人民币的汇率。你也听到了很多人谈论中国的奇迹,中国不仅被世界影响,也正在影响世界,全球的金钱正涌向中国……一种更强烈的感受也随之而来,你觉得中国越来越富有,身边的一些人越来越富有,自己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什么都在涨价,自己的收入却没上涨。你觉得生活被一种莫测的力量左右。

倘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农民感觉到“新边疆”的消失,感觉到生活希望的暗淡,他们成为了《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的追随者,他们用猜忌、怀疑来对抗失落。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乐观气氛,在二零零七年后迅速减弱。这一年的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的A股市场在一天内蒸发了接近一万亿。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逐渐开放金融市场,QFII让外资可以买A股了,QDII可以让中国人投资海外市场,“港股直通车”要到来,股指期货据说也要粉墨登场了。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中国的主权基金问题,在把Made in China输送到全世界之后,中国进入了全球化最后、或许也最难以理解与控制的过程——金融的全球化。原有的不安全感,随着这一更复杂的进程的到来加剧了。股民们早已谈论了很长时间,海外的热钱如何洗劫股市,如今这种危险似乎变得更清晰了。当然,他们也同样殷切的期望,在一个广阔的资本市场里,自己最终也分到一杯羹。但是这希望与焦灼,都那么模糊。宋鸿兵这本言之凿凿的《货币战争》,能解除他们的焦虑,给他们应对之道吗?无知与猜忌,带来了阴谋论的横行。因为不知道如何理解自己的困境,因为日常生活的不安全感,所有新的事物都可能是危险的。

《货币战争》击中了公众的心,因为他们信息的匮乏,因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受困。那么这些领导者呢,他们理应掌握着更确切的情况,他们也该有着更长远的判断,如何会被这种拙劣的阴谋论所迷惑?

政治学家白鲁恂曾经感慨中国的政治生活缺乏“现代人”。获取权力的人,不是那些了解现代世界的人,而经常是那些更熟悉中国传统游戏规则的人。中国政治的封闭性,让领导人成为天然的阴谋论的信奉者,他们的每一次升迁,不都是建立在某种意义的阴谋之上吗?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中国的领导人有着双重的角色。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他们遵循一套游戏规则,这套规则以权力斗争为核心,察言观色、明哲保身、熟练的运用意识形态为自己辩护、没有原则的个人忠诚,是他们能力的表现。但当中国要进入国际舞台,要谈论全球经济、气候变暖,和其他领导人同台辩论时,他们却不知道如何扮演这一新角色。他们在无穷的政治斗争中历练出过人能力,却对如何运转一个现代国家,理解金融体系,几乎一无所知。当他们内心慌张时,他们就必须用更空洞的概念掩饰无知。于是,经济问题变成了意识形态问题,货币汇率则是民族大义。迫在眉睫的国内问题,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正常的解决方案,必须要服从国家利益。汇率不再是汇率问题,金融也不仅是经济问题,它是另一种战争,而在战争状态下,政府可以动用一切非常规手段。

帝国主义再次回来了。在宋鸿兵迅速兴起时,只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欢迎度堪与作比。与前者业余历史学家的出身不同,朗咸平接受过最好的经济知识训练,是一位商学院的教授、一名锋利的谈话节目嘉宾。但在过去两年中,他公开宣扬他开始阅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著,他的一系列广受欢迎的书有着这样的名字《产业链阴谋》,《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又一场‘货币战争’开始了,它的敌人更为明确,郎咸平为中国失衡的经济结构、人们普遍的被剥夺感,寻找到一个真实、似乎也是可信的敌人——金融资本主义不正是帝国主义的最高形式吗,它早已经残酷而无形的掠夺了我们。

这是一个官方与公众都乐于接受的解释。它不仅似乎也有道理,更与这个国家多年来的内心感受有关。一个世纪以来,每个人都熟悉这样的论调——近代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帝国主义带来的。倘若你对郎咸平的《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感兴趣,你也可以阅读历史学家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它出版于一九四八年,它为近代中国丛生的问题,找到了帝国主义这个便捷与愤慨的答案。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胜利的前夕,它的主张与理念,令很多人相信——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将在新政权到来后迎刃而解。它出版于一九四八年,我有一九五三年的第三版,五三年,是朝鲜战争最后时刻。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美帝国主义”取代了“八国联军”,试图扼杀中国的独立与强大。

如今,我们知道了胡绳是一位深陷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家,而朝鲜战争也并非不可避免,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的强调,是另一种国内动员的方式——他渴望不断革命,让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输出中国的革命模式。但仅仅用“宣传”来理解胡绳的著作,有失偏颇。他的确触碰了很多中国人的敏感神经。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屈辱感不断增加。这种屈辱庞杂而暧昧,它来自于战乱、颠簸、死亡,也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贫困、不公。伤害你的可能是长官、警察、投机商人、黑帮、甚至是身边的朋友——在一个物质匮乏、又道德失序的年代,人人彼此争斗。而在所有压迫你的等级中,西方的外来者,似乎占据着最高等级。他们在自己的租借区,过着与那个混乱、贫穷、肮脏的中国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傲慢、高高在上、有时还用大炮轰击我们。似乎没人能触碰他们的特权,平定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要小心翼翼的处理“天津教案”,这样一个再造帝国的人物,竟然担心得罪洋教士;统治了中国半个世纪的老佛爷,则仓皇离京;不管是僧格林沁的精锐之师还是义和团的刀强不入的神功,都不敌他们的枪炮;帝制推翻了,共和到来了,但是他们的特权没有一丝触动,甚至延伸到更广泛的地区,开办工厂与洋行,到处是洋布、洋火、洋烟、洋油,中国军事强人们,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必须竭力寻找他们的帮助。与此同时,中国却日渐分崩离析,到处是挫败、愤怒与绝望。

再也没有什么比对“帝国主义”的谴责,更适合释放这种挫败、愤怒与绝望了。它不仅是等级秩序中的最高层、也是一个外来的异端,距离普通人足够遥远。对他们的谴责,既合情合理,更是一种团结自身的驱动力——在一致对外的情绪中,中国内部的分裂与矛盾,可以暂时忽略。它也是一种“受害者”情结的释放——中国人和中国,都是受害者,他们不应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帝国主义者要为此负全责。

胡绳的著作暗藏了这样的逻辑——从满清到民国(他只写到一九二四年,否则一定要包含国民党政权),所有的中国政权也都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他们加深了中国的困境。而只有共产党的到来,中国才可能获得独立,伴随着帝国主义的离去,中国将重获强大与繁荣。

新中国赶走了洋行、查封了他们的财产、驱赶走他们的外交官,并的确出人意料的在朝鲜战场了与美国人打了个平手——尽管中国的伤亡惨重,但对于一个新生国家来说,这却是惊人的成就,倘若再追溯之前的漫长屈辱,它不仅是第一次战胜西方国家,还是最强大的一个。

中国赶走了很多帝国主义者,却投入了另一个帝国主义者的怀抱——苏联,尽管它被称呼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这种关系破裂后,中国真的摆脱了所有帝国主义的影响。但伊甸园并没有随之而来。相反的,它是一连串更深的困境。大饥荒造成的死亡,要比之前所有的战乱与入侵还要多。尽管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仍频繁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人们逐渐形成这样一个印象——它们仍在围困着中国,是它们的封锁与制裁,才使中国陷入如此困境,他们还想实行“和平演变”,彻底推翻中国为之不易的稳定。一种矛盾的心理不仅出现在官方的文件里,也深入人心——一方面,我们对“帝国主义”忧虑重重,它们仍无处不在,“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要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仅仅是一只“纸老虎”,它一戳就破,它的脆弱证明我们的强大……但是它现在以金融家的面貌又回来了,它是另一只纸老虎吗?

一  

人们对于货币战争的焦虑,对于新帝国主义的恐慌,发生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之时。世界惊呼中国的全球并购,对它庞大的外汇储备震惊不已,而它的GDP增长数字则如谜一样令人羡慕。

中国像是在极度的乐观与悲观之间摇摆。一方面,它在自己的辉煌中自得,认定中国世纪已经到来;另一方面,它又觉得自己脆弱不堪,被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包围。

类似的例证不断出现。在二零零八年七月一次世界范围的民意调查中,中国人在二十四个国家中对本国发展方向和经济状况最为乐观。百分之八十六的满意度,遥遥领先于第二名澳大利亚的百分之六十一,美国人只有百分之二十三。一个月后,北京奥运会大获成功,中国不仅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开幕式,还赢得了数量第一的金牌。一些北京市民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他们脱口而出的感受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真是个黑色幽默,距离毛泽东豪言壮语已经六十年,似乎有人一直阻止我们站起来,或是不承认我们已经站起来。

几个月后,当佳士得准备在巴黎拍卖圆明园散落的鼠首、兔首铜像时,它引起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称拍卖将“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一个庞大的中国民间律师团,则准备通过法律程序来追讨这些文物。公众情绪狂热,他们将此视为对中国的再次侮辱,法国人不仅在一百五十年前火烧了圆明园,现在又在历史伤疤上撒上新的盐粒。在中国外交部发出抗议那一周的周末,G7会议在罗马举行。当全球最富有的七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聚集到一起、商讨解救世界之道时,他们谈论最多的是中国。一份报纸指出:“当世界在经济泥淖中越陷越深,中国的形象从汇率操纵者转变成为消费的推动者”。

在盛赞中国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文版上,编辑特意把这样的句子作为导读:“一八零零年以后,欧洲经济腾飞不仅采用了一种规避亚洲的方式,而且有时候还综合运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强制亚洲国家走相同的道路”。在导读旁,是对鸦片战争的描述——中国人相信这场战争把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央帝国,推进了一个接一个的屈辱。这可能是编辑下意识的举动,却流露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情绪——即使在大声宣扬我们的成功时,仍不忘提醒别人,我们曾是受害者,现在可能依然还是。

甚至对中国的赞叹,也可能是阴谋。《西方热炒"中国模式"疑"捧杀" 日本为前车之鉴》,一份报纸这样宣称。它认为,西方人谈论“中国模式”,是为了让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让中国按照西方的价值理念出牌;按照“西方方式出牌”则意味着悲剧,日本是“前车之鉴”,正是西方在三十年前对“日本模式”的盛赞,冲昏了日本人的头脑,最终导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陷入衰退。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激烈的情绪摇摆?它与中国的固有结构有关。十三亿人口造就了规模上的胜利,也使所有成就变得微小。你可以在数字上看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也可以体验到人均收入第一百二十七名的贫困。制度的失败,加剧了这种失衡感。大城市的繁荣与衰败的乡村,让人感到像是在不同时空穿梭。你也会发现,一个能发射太空飞船、举办奢华奥运会的国家,却无法给婴儿们提供干净的奶粉,无法给年轻人提供开启心灵的教育。在国家力量上它无比强大,但个人的命运却经常脆弱不堪。中国的崛起创造了胜利者,也带来了更多的失败者,他们要承受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失利,也有精神上的失衡,一个错乱的社会系统给他们的个人生活带来无穷的羞辱。

这种激烈的情绪摇摆,更是信息操纵的结果。毛泽东时代,政府封闭了人们的眼睛与耳朵,只按照政治需要来提供信息。尽管从不知美国的模样,每个儿童也会大声谴责“美帝国主义”,指责“苏修分子”,并自以为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现在,信息似乎难以钳制,但是官方依旧有力地塑造舆论。在公共空间,人们很难看到、读到关于中国深层困境,以及不同声音的争论。不断被强调的是十三亿集合的成就,个体的悲剧总是被遮蔽。当引述外来者对中国的评价时,人们经常忽略西方社会多元的声音,而是截取片段的信息。有时,中国读者会有一种扑面而来的感受——从美国到非洲,整个世界都在赞扬中国。然而,尤其是中国与美国、日本发生摩擦,以及涉及台湾、西藏问题时,则会出现另一种截取信息的方式——整个西方都要扼制中国,对中国充满敌意。在公众眼中,国家形象经常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幻象中摆动。对于更为复杂的公共议题,不管是金融政策还是外交关系,讨论不仅受限于意识形态,也受限于知识的不足。由于集体性的无知,任何简单的答案都充满了诱惑力。

官方还努力重塑记忆。一些外来的观察者很容易发现,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历史耻辱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新丑条约、中日战争,每个中国人都熟知这些历史事件。近代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被不断瓜分、无比屈辱的历史。“百年国耻”贯穿在中小学的课本里,也出现在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电影、报纸、杂志、电视屏幕上。往日的屈辱也为今天的“阴谋论”增加了新的燃料。

记住历史并没有错,但有选择的记忆,则经常是政治操纵的结果。它使“历史幽灵”以奇特的方式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你会惊异地发现,这些二十岁、从未受过苦的青年人,总把“百年国耻”挂在嘴边,每当与外来者发生冲突时,就熟练地用出来。他们也不习惯多元的声音——而是把任何不同的主张,都理解成一种对抗,把任何与自己不一致的行为,都视作一种侮辱。

个人生活中普遍的不安全感,对历史耻辱的强调,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无知,公共空间的单一化,反省意识的缺乏,这一切都酝酿了极端的公众情绪。不安全感与屈辱,很容易转化成愤怒、仇恨,甚至进攻性。

这只是一个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思想与情感混乱吗?低估这种情绪是危险的,以为它会自然过去,则是一厢情愿。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激起的焦虑与愤怒,转化成十九世纪末的民粹主义运动,也变成了美国军事扩张的基础。就像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评论的:“人们经常用冒犯来回应挫折,通过威胁他人而缓和自己的焦虑”。一八八零年代美国的不安情绪,到了九零年代则开始变得更具侵略性、更为军事化。美国人从担心“罗斯柴尔德”的英国式阴谋,发展到扬言与英国开战,以洗刷生活在英国阴影下的屈辱。

尽管对手不是英国而是西班牙,美国还是开战了。美国声称,要把古巴和菲律宾从西班牙的腐败控制下解脱出来,让它们获得自由与独立。多种原因驱动了这两场小规模战争,这与美国报人普利策与赫斯特的煽动有关,也是美国精英实现其雄心的手段——他们大谈美国的使命与责任,要通过战争寻求荣誉,把美国从庸俗的资本家手中抢夺回来;这当然也是狂躁的公众情绪释放——人们为了缓解自己内心的恐慌,愿意投身到任何极端行动中,以暂时忘记自己的困境。这种情绪可能演变成一场暴乱,也可能是一场对外战争。野心家们会乐于操纵这种情绪,也有可能被这种情绪所吞噬。总统麦金莱发现,他不得不去发动与西班牙的战争,否则无法应对国内激愤的群情。美国最终从这股社会不安中摆脱出来,但它依靠的不是战争,而是国内的进步运动——它对社会疾病逐渐地加以医治,让美国康复过来。

此刻的中国呢?你也可以说,这种情绪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暂时迷狂,《货币战争》、《新帝国主义》不过是一种谈资。同时作为谈资的还有《中国不高兴》与《中国站起来》,它们也象征着心中的恐慌与焦虑,正转化成愤怒与暴力。对“货币战争”的忧虑则升级为“肢解中国”的恐慌——一场与美国的战争即将到来。一位名叫戴旭的军事理论家,像是宋鸿兵与郎咸平的另一个翻版,他说“中国正在陷入C包围圈”。他的语调中充满悲愤与绝望——倘若中国的军事力量不迅速扩充与调整,它不仅是个被剥削的问题,而关系到亡国与否。

一种更为咄咄逼人的情绪,也已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摩罗在《中国站起来》里写道。

这或许仅仅是失意文人赢得公众注意的花招。但中国政府的某些行动,似乎正是对这种情绪的响应——它宣判了一位英国籍和一名日本籍的毒贩死刑;在部分庭审不公开的情况下,把力拓三名雇员送进了监狱,其中一位澳大利亚籍人士则被判长达十年的徒刑;它在审查上毫不松动的立场,令谷歌公司撤离中国……这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结果,更是政治上的需要,中国正显示出更为强硬的排外姿态,这种姿态像是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的抚慰。

你可以说,西点军校的理论家们日夜不停地谈论与中国的战争,美国记者时常出版《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这样的著作,商业节目的主持人整天在叫喊“中国威胁论”。既然如此,你又何须忧虑中国的类似言论?但美国是一个充满内部制衡的社会,即使陷入阴谋论的时刻,仍有强大的质疑之声。我不断引用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正是在麦卡锡主义汹涌时,写出了影响一时的《美国政治的偏执风格》。 社会难免陷入迷狂,但倘若缺乏对抗性的自省声音,则让迷狂转变成狂躁的破坏力。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的多元价值观,不同取向的社会机构,政治上的制衡与自我纠正,把这些极端性纳入轨道。即使如此,它也曾经历过如此痛苦的转型,是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是从麦金莱到富兰克林和罗斯福的改革举措,才使美国社会逐渐摆脱了恼人的狂躁。

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如此幸运,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军国主义的日本都曾滑向另一个极端。阴谋论和屈辱感都曾在它们各自的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们无一不认定自己身处一个四面危险的困境,无一不认定世界对自己充满误解,无一不觉得自己受尽屈辱,无一不坚信自己的国家及文化的独特性,无一不压制社会内部的争论,无一不试图让自己的国民确信——个人毫无价值,唯有献身于国家才是崇高的人生……在这样的时期,社会转型的痛苦,历史的屈辱,野心家的煽动,对荣耀的渴望,奇妙地混杂在一起,酿成一杯浓烈、诱人的苦酒。在这杯迷人的苦酒之后,转型的震痛变成了难产。

而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一方面,社会上人们普遍感到挫败及愤怒,人人缺乏归属感;另一方面,大国崛起带来了惊人的幻觉,同时对昔日的屈辱和别人的阴谋念念不忘。政治的封闭压制了自省与质疑的声音,独立的社会组织难以生存。当愤怒和焦虑不能转化成建设力量时,它们也就常常演变成破坏力。它们也加强了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吸引力,因为投身其中可以暂时忘却孤立无援、挫败与困扰,可以享受到片刻的虚荣与权力……但这虚荣与权力,却很可能通向更大的悲剧。